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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治沉默了好一会儿。

    伊迪斯的话给他打开了很多方面的思路。

    “父亲一直觉得近亲婚姻是一种罪过，但他无法用科学证明这个直觉。他在温室里种了好几年的自交和杂交植物，把数据记了好几本笔记，但他始终找不到一个能够解释这些数据的理论框架，现在他会很宽慰的。”

    然后没几天乔治就将他写给高尔顿的回信寄往了高尔顿的住所。

    他在回信中详细阐述了伊迪斯的观点。

    高尔顿收到信后沉默了。

    与达尔文、赫胥黎对女性研究者的宽容不同，高尔顿一直认为女性思维情绪化、易受直觉干扰，统计数据、实验设计可信度天然低于男性。

    在先前他刚开始就不太相信这是ucl一位女学生能看懂的文章，但是现在被狠狠打脸了。

    然后他回了一封信，他承认这个框架在逻辑上站得住脚，但同时也指出，由于缺乏细胞层面的直接证据，目前整个颗粒遗传理论只能停留在统计推断层面，无法被彻底证实。但无论如何都是一种极大的进步。

    而且，他内心深处确实也挺佩服这位女学生的。

    没办法，大部分同行虽然都是男性，让高尔顿来评价，那就是愚笨的蠢货。

    愚笨之人见多了，好不容易有个数理统计和逻辑思维如此好的人，高尔顿也觉得真是难得。

    与此同时，在更年轻的学者和学生圈子里，这场由剑桥研讨会和皇家学会简报共同引发的震动，正在蔓延。

    全英国大学中自然科学社团的成员在拿到英文译本后，自发组织了一个遗传学讨论小组。

    这些年轻人大多是赫胥黎和达尔文的忠实拥趸，但他们同时也对那些被传统学术权威忽视的冷门研究有着近乎狂热的兴趣。

    对他们来说，孟德尔——一个长期被埋没了修道院修士的故事本身就是一种反抗权威的象征。

    ucl讨论小组的成员中，有几个人行动力极强。

    他们利用学院温室里一块本来用于种植教学标本的小片空地，开始重复孟德尔的豌豆杂交实验。

    他们仔细研读了英文译本中的实验方案——此时孟德尔的全套实验数据还没丢失，按照论文中描述的方法和规则进行实验。

    这种对定量实验的热情在学生和感兴趣的教授中迅速蔓延，甚至有几个原本主修植物分类学的学生开始主动学习概率论，以便更好地理解孟德尔在论文中使用的统计方法。

    在这场学术风暴的中心，伊迪斯却表现得异常安静。

    她知道自己已经做了她能做的事，剩下的工作应该交给这个时代最有热情和行动力的研究者们去完成。

    十一月的第二个星期二，一封来自布尔诺的信寄到了ucl。

    寄件人署名处写着一个名字：gregor mendel。

    伊迪斯先从茶水台那默默地泡了杯茶，压了压激动的心情。

    然后才小心翼翼地打开信。

    一共好几页纸，每一页纸都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句子，显然是在收到乔治·达尔文的来信后连夜写的回信，然后跨国辗转寄到了伦敦。

    她在信中读到了长久的感动和激动。

    孟德尔说，他当年发表这篇论文时，曾将副本寄给当时几位著名的植物学家，但几乎没有人回应。

    只有慕尼黑大学的卡尔·冯·内格里教授给他回过信，建议他用山柳菊再做一遍实验。

    孟德尔在信中写道：“我花了几年时间在山柳菊上，结果完全无法重复我在豌豆上观察到的规律。我一度以为是自己之前的实验出了什么差错。现在我明白了——不是我的实验出了差错，是我选错了验证用的植物。

    而当内格里教授的建议把我引向了一条岔路时，我身边没有任何人告诉我‘也许你应该换一种材料再试一次’。

    所以我回到修道院，重新开始。我用豌豆、玉米、紫罗兰继续做杂交实验，积累了更多数据，但再也没有把它们整理成论文投稿——因为我不确定这些数据还有人会在意。”

    他说他最近在布尔诺忙于跟地方税务局打官司，因为帝国出台宗教基金税新法，强制修道院全部不动产、动产计税，用于补贴天主教神职人员，修道院税负大幅上涨。

    他认定税法对修道院极不公平，拒绝配合全额申报、拒绝缴税，正式和政府开启长期诉讼对抗。

    他写道：“这场抗诉已经让我身心受损，但得知您在剑桥的研讨会上提到我的研究，并且有那么多优秀的学者开始重复我的实验，我深感荣幸和欣慰。知识不在于被发现，而在于被分享和传承。

    感谢您让更多人知道了我的工作，因为无人理解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我正在继续整理我的豌豆、山柳菊、玉米、蜜蜂杂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