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定不出来。”他说，“时间太久，样本太少，机构给一个‘无法认定’。那就是真伪不明。”

    “真伪不明，”他说，“举证责任在谁身上？”

    方牧说：

    “在我们身上。”

    “第二种，”赵振声说，“鉴定出来是后改的。”

    他放下手指。

    “那他怎么说？”他说，“他说：不是我改的，也不是厂里改的。”

    他把两只手插进裤袋。

    “改的人可以是一个已经死掉的，可以是一个已经跑掉的，也可以是任何一个八年前在车间里待过的人。”

    方牧没有说话。

    赵振声说：

    “所以这两种结果，”他说，“对他都有利。”

    方牧转过身。

    “还有第三种。”他说。

    赵振声看着他。

    方牧说：

    “鉴定要多久。”

    赵振声愣了一下。

    他拿出手机，翻到一个页面。

    “笔迹鉴定，”他说，“常规三十个工作日。复杂的，六十。”

    他抬起头。

    “加上摇号选定机构，”他说，“加上送检，加上出报告——”

    他停住了。

    方牧看着他。

    “四十五天。”赵振声说。

    走廊上很吵。

    可是他们两个站的地方，像没有声音。

    方牧说：

    “我们有多少天。”

    赵振声没有答。

    他知道那个数字。

    8。

    “赵老师。”方牧说。

    “嗯。”

    “他知道。”方牧说。

    “知道什么。”

    方牧说：

    “他知道那个倒计时。”

    赵振声站在那儿。

    他想起了二〇一六年夏天，那个穿灰西装的年轻人，在会议室里说的那句话。

    他不肯停。那就等他抄完。

    那个人从那时候起，就在等。

    现在他还在等。

    “方牧。”赵振声说。

    “嗯。”

    “那我们怎么办。”

    方牧看着窗外。

    窗外是四月的天。

    太阳很好。

    他说：

    “他等他的。”他说，“我们走我们的。”

    “怎么走。”

    方牧转过身。

    “鉴定照走。”他说，“但是我们不能等它。”

    他往前走了一步。

    “这四十五天，”他说，“是给他们准备的。”

    “那我们的呢。”

    方牧说：

    “我们的只有八天。”

    他停了一下。

    “所以我们今天下午，”他说，“要把剩下七件，全部摆上去。”

    下午三点四十。

    继续开庭。

    方牧站起来。

    “审判长。”他说，“我方现在提交第三件。”

    书记员把那个透明的塑料袋拿上来。

    里面是一盘录音带。

    外壳是灰色的，边上有裂纹。

    带子上贴着一小条胶带。

    审判长说：

    “名称。”

    方牧说：

    “录音带一盘。”

    “时长。”

    方牧说：

    “四十七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