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晨，姜浩然的身体已经冰凉僵硬。他脸上看不出一丝痛苦，就好像安静地睡着了一样。姜浩然的死在监舍里引起了很大的公愤。刚开始我不知道他们气急什么，后来才知道，自杀自残是监狱里的头等大事，上至监狱领导中队干警，下至大队所有的犯人都要受到处理。首先那些中队干警会被撤换调离，然后整个大队当年的“改造积极分子”指标减半。每一个受牵连的犯人当年所争取的减刑都得作废。很多人拼死拼活的干，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减刑，现在因为一个不想活的人死了，减刑都得作废，怪不得大家要哗然一片。

    睡在姜浩然上铺的牢犯拉着狱警说：“昨天我听到王晓东和姜浩然说话，是不是王晓东杀了姜浩然！”

    此时的我正起床叠被子。表面上是什么都没听到、什么都不关心的木讷反应。狱警看了我一眼，如果他能用正常的思维去判断，就可以很快地排除我的可能性。他们从姜浩然的床上找到他自己磨尖的牙刷，对比了动脉上的伤口和凶器牙刷，结果伤痕十分吻合。牙刷尾处能磨的这般锋利不是一夕间能办成的，而我被关了禁闭，半个月没刷牙，可以说接触不到牙刷，更没有机会磨牙刷。如果是蓄意谋杀，要挑破一个人的动脉，靠牙刷是不能一蹴而就的，那么必然会产生挣扎，惊动旁人。但姜浩然的死，静悄悄的，且血流了满床都是。再说到，要杀一个人何须割人动脉，就算掩人耳目也不至于此！还有主要一点就是，我何来杀人动机！

    当然，狱警要接受一切他人提供的案情汇报，所以必须把我叫到管理处对我进行训话。我被要求笔直地站在办公室里，后背贴着墙，双手垂在大腿两侧。

    狱警一丝不苟地问我，“你晚上是不是和姜浩然有交谈？”

    我目不斜视，语气硬冷地答道：“没有！”

    他对我的回答很不满意，或者是他讨厌极了我冷冻三尺的语气，还有那不卑不亢的神情。或许每个牢犯被他叫到办公室，都应该表面上心存点畏惧，而不是这样自命清高自以为是。坐牢本身就是一件卑贱的事，卑贱的人何谈趾高气扬。

    他要挫挫我的锐气，便对我说：“是吗？你知道吗，没读过书的人，就没礼貌，没素质，没修养，没诚信。才会打人犯法，才会判刑坐牢，才会像个畜生一样低贱的任人嘲笑！”

    他盘着腿，对着我歪嘴笑。他的笑确实是那种像对待一个畜生一样的笑，他很擅长这样的笑，所以他要尽情地对我侮辱。他有资格对我随意侮辱。

    虽然我还活着，但生死的问题也徘回过很久，我到底要活着还是要死去。我在流尽眼泪的十五天里，也没能让自己去选择要生还是要死。难道自己不高洁吗，难道就能背负坐过牢依然充满信心的活着吗。自己何尝不希望一生干干净净，不让任何人嘲笑呢！不过就在现在，我好像想通了，我和姜浩然的境遇不一样。至少在外，我有一个用生命爱我的奶奶。老天既然判我活着，就不能够死去。我不知道我的生命值多少钱，但我很想在出狱后，见到我的奶奶。

    我一言不发，任凭狱警对我百般羞辱。在羞辱的过程中，我突然发现自己在承受一个无关紧要的人羞辱时，并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听到后怒发冲冠。我甚至觉得是个好笑的段子，能让人为之玩味不已。且我的暴力也开始懒惰了，不愿意费力去打一个自以为很聪明的人，就让他这么一直聪明下去，也是一种很好的做法。

    我被狱警罚站，不知道被罚到什么时候。我在罚站的期间决定了自己要好好活着，并且争取减刑，早日重获自由。我开始获得一种激情，让我在监狱的生活里有了奋斗的目标。目标就是一个人生命的导航，生命只有向前走才富有生机。

    一旦什么事被内心决定，我就可以自发地做到最好。我不会在和阿亮发生冲突，或者和其他牢犯怎样对峙。我会努力坚守自己的本分，尽量按照监狱的规矩来办事。虽然为人不管在哪里，就算做好了自己也未必能得到始终的安宁，但人是可以做到处理一件事而不破坏原来维持的表象。人一向是一种非常善于处理表面现象的动物。

    那时候监狱里总有做不完的事，流水线啊，劳改厂啊，还有在自己监舍里做的手工活。在监舍里做的手工活对于我来说，其实是最苦的。十二个人一间狭小的监舍，每个人分别拿个凳子放在床前，中间只留一条人侧着才能走过的过道。做好的没做好的东西都只能放在床上，空间狭小的让人感觉到快要窒息。更甚的是在夏天，监舍里没有风扇，汗水沿着身体流了下来湿了一地。很多牢犯为此抱怨不堪，并时常发生吵架打架等事件。我尽量忍住所遭受的不公和诬陷，不去和这些人发生什么正面的冲突。所幸他们见识过我和阿亮的打架场面，就像我小时候那样，虽然输了，也还会忌惮。

    犯人做事是没有报酬的。犯人个人完成产量，都会被换成劳动分数。到了年终的时候，犯人拿满一百二十分，就可以上报法院减刑。分数如性命一般重要，拼了命地去完成工作指标，甚至超出来都是为了换取减刑。很多劳苦用心的牢友到了年终，看到自己拿满的一百二十分，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