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面是黎明前的黑暗，月挂在西天角，残忍到没有一点缺口，路两边的枫燃烧着，大地上是随风掀动的黄叶。我来到火车站，坐在站外的长凳上，地面上散乱的塑料袋和被遗弃的报纸在风里滚动，我想买酒，让酒精把自己麻醉。可我知道，无论是我刚认识的林音，还是小亮，都不会希望我这么做。往下坠总是容易，坠得越深，眼前就越黑，直到再也看不见住在自己心里的那个人。只有往上走，走到有一天，自己可以站在那个人面前，不带着自卑，也不必逃避，只是笑着，或哭着，说一句好久不见，或者默然不语。

    我暂时去了一家大排档工作，下午帮老板娘择菜和串羊肉串，晚上就去负责端盘子。老板娘是个心眼很小的暴脾气女人，在择菜的时候，有些菜确实烂到没法去吃，我如果把这些菜扔掉就会立刻得到一份训斥或挖苦，我低声下气只能连声说对不起，因为这是我目前仅有的工作，而那些肉串，用的根本不是羊肉，不过是串好以后刷上几层羊油罢了。晚上客人付钱的时候，她一分钱都不愿意退让，有一次两位客人一共花了77元，客人说就75元吧，老板娘横眉冷对摆出严阵以待的架势说什么也不愿意优惠这两块钱，为此客人还和老板娘大吵一架，惊动了警察。至于住的地方，我在一所教师公寓里租到一个地下室，平时就住那。地下室潮湿阴暗，皮肤过敏发红是常有的事，时不时窜出几只肥硕的老鼠，而蜘蛛网到处都有，窗户用发黄的报纸糊着，阳光照不进来，墙角有煤炭留下的污渍，唯一令人欣慰的就是地下室冬暖夏凉。

    思念像是窗外的野草，日子溜过，野草已经和我一般高了。当我忍不住的时候，我会戴上帽子墨镜和口罩，回到小广场，踏在银杏的落叶上，走在细雪的飘摇里。小亮现在也经常在那，漫无目的地走，像是在流浪。我不敢见他，我总是躲在树后远远地、静悄悄地望着他。每多见一次，心就会剧烈地抽搐一次，可明知如此，我还是忍不住尽可能多看他几眼，如娥扑火，至死方休。在一个雪花把一切都葬送的日子里，我从广场一直跟着他，过了一个又一个红绿灯，走过一条又一条街，我跟着他来到我们最初见面的地点——那个超市。我多么想告诉他，我就在这里，我没有远走，可我没有勇气，这就好像是近乡情怯，尤其是自己落寞潦倒的时候。绕过几个专柜，我走到他对面，心紧张到像被一只有力的手紧紧握住，我感觉自己快要站不稳，喉咙干燥。小亮憔悴许多，无精打采，走路也不抬头，我们撞在了一起。我的东西散落一地。他说着对不起，帮我捡东西。他把商品放到我怀里，自始至终不曾抬头。他走了，从我身边擦肩而过。超市里放着《眉间雪》。我待在原地，说不准是庆幸还是难过。他在我身后越走越远，脚步声渐渐听不见了。广播里的《眉间雪》正放着：

    江湖的尽头

    是否只剩孤独

    都怪我玲珑心思执念太过

    以尘网自缚

    在大排档的工作非常糟心，喝醉酒的男人总不安分，我制止他们却还要被老板娘奚落，似乎一个端盘子的女服员就天生该被客人骚扰而不能反抗似的。似乎在老板娘的眼里，我们这些人，为了钱，是可以什么都做的。再加上对小亮的思念总是像绳子一样束缚着我，我整夜整夜地失眠，闭上眼，就仿佛可以听见他那些并不高明的贫嘴和一点都不好笑的笑话，仿佛可以闻到他做的那些难吃到要死的土豆丝或者西红柿炒鸡蛋。我决定去北京了。我知道北京房价贵，可北京毕竟是首都，那里的机会应该多一些。

    坐了整整12个小时的硬座，我孤身一人到了北京。刚来的那天，我裹着棉袄睡在地安门旁边的公园的长凳上，虽然又是初春，但晚上的寒风依旧刺骨。后来因为公园里还有其他无家可归的人，我觉得不安全，就干脆去网吧包夜，网吧里烟气缭绕，而我已经戒烟好久了，所以这烟味让我很不好受，晚上蜷在椅子里也只是勉强睡着而已。在北京流浪了几天，没钱洗澡，蓬头垢面，肚子一直在奏着交响乐，脚后跟像是灌了铅一样重。

    后来在一个四合院租到一个10平米左右的一个小隔间，小到仅能放下一张床。这个小小的四合院有许多大房间，每个大房间又被分割成无数小隔间，里面住着从天南地北过来的各种各样的人。四合院破旧衰败，随时都要分崩离析，像一个立起来的纸质的木箱子，似乎经不起任何的风雨，实际上，它已经经过了太多的风雨，院子一角被雨水打磨得光滑的大理石就是见证，还有院子中央那颗两人怀抱粗的大槐树。晚饭后，许多人便坐在那聊天，操着各种方言，叽叽喳喳，烟鬼们这时候总会点着呛鼻的劣质烟大口大口吸着，妇女们袒胸露乳喂怀里的婴儿，周围乱跑着一群孩子，因为跑得太快而经常跌倒，吃了一嘴的泥。我不喜欢加入他们，可能因为我还太年轻，在他们中间实在是有代沟。我喜欢倚着门框，望着远处的落日一点一点下降，最后被高楼挡住再也看不见，只留下昏黄或暗红的余晖渐渐融入夜的领地。

    在这个小小的四合院里，离群索居的还有这样一些人，有个头发稀少的怪老头，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坐在自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