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级。

    将近放学，我和同桌小赵突然被老师叫到外面去。小赵是个成绩优秀的学生，她一副镇定自若，而我很不安心，一边跟在老师身后一边脑海迅速盘旋几番，是不是近来犯错了。

    学校有个活动，以“六一”为主题，在“六一”那天，将在中心小学（镇上唯一一所重点小学）举行一次学校仪仗队的联谊校赛。

    仪仗队分成凑乐队和花花队。奏乐队有小军鼓，大军鼓，吹喇叭，敲锣等。花花队分男女两队。我校仪仗队三十人左右，对小学校来说，算是大场面。

    或许农村吃得贫乏，都不见怎样长身体，我四年级1米几的身高，很荣幸地，居然能与五六年级的大姐姐大哥哥抗衡，并将其比下去，成为仪仗队中花花队的一员。

    老师带我们出到操场，我惊讶地环视一圈，姐姐也在里面，是小鼓鼓手之一。

    仪仗队中，花花队最轻松，只负责摇着花圈跟在后面摆造型；任重道远非指挥官莫属，她摇着指挥棒“当当当”响，臂弯要用力，时间长又累，快一拍或者慢一拍，都会给整支队伍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最吃力的莫过于小鼓鼓手，看谱，记谱，背谱，光是记熟也不行，还要双手协调，按节拍准确无误、整整齐齐敲出来才行，谱有四重节拍，平时在家还要勤加练习。

    每天早读半小时和放学后半小时排练，先是凑乐队熟悉凑乐，继而是基础的排练，摆花式图案，摆出“六一”字样，到最后一个环节，男女花花队围成两朵朝气逢勃的太阳花，中间一个人作为花蕊，踩着别人弯下的膝盖高高站起来，展示贺祝“六一”对联。

    我小、瘦、身体轻盈，女花花队中不幸被选中展示对联的人，所以每次排练都要踩别人的膝盖三四回。每次排练到了这个环节，我就胆战心惊。其实也没什么，只是当我踩上去，高高立起时，被踩的同学总会咕噜几句“好痛，好重”“能不能踩轻点”；或者排练完休息，看见她们站回一块抱怨我，还一个劲地拍灰层，裤管上被我踩过的地方。

    大家都是父母手心里的宝，每天被不相干的我踩来踩去不爽是很正常，但我也是身不由己啊。

    负责编排我们的女老师教六年级语文，看上去很老成，但年龄只不过二十七八，姓林，唐主任在旁边做帮手辅助，校长一边旁观，偶尔向林老师提出建议。

    除了花花队，为了给仪仗队的同志们制造机会练习，每周的周一，升国旗多了一个小插曲。护送国旗的四个人在前面走，仪仗队队伍跟在后面混合奏乐，直至国歌响起，向四面八方传开，国旗缓缓升起，在半空中蹁跹飞舞，仪仗队的奏乐才停止。

    放学，回家，姐姐折两条大小适中的小木棍代替小鼓棍，一边在厨房烧柴火煲饭，一边蹲在门口，用黑黑的木炭在地上画个圆圈代替小鼓面，两手拎着小柴棍，一边念着林老师为方便记熟而编的鼓谱口诀，一边双手不停地有节奏地用木棍敲地。

    晚饭，妈子在炒菜，我和姐摆碗筷子，我听见，姐姐在嘟嘟嘟地自言自语，想必在背谱。我兴趣上来，拎起一双筷子，在瓷碗上面胡乱敲，问：“姐，小鼓是不是这样敲的？”

    姐连忙纠正：“错了，手也不是这样子握棍的。”姐一边说，一边拎起一双筷子，向我演示正确握棍的手法，我看看我的，再看看姐姐的，差别真的好大。

    “姐，谱你背熟多少了，能不能敲给我听听。”我兴趣正浓，眼睛眨着眨着地盯着姐姐。

    姐没有回答，而是顺势地练习敲了起来。筷子敲打瓷碗面，“啪啪啪”的声音虽然清脆刺耳，但比起我这个局外人，节奏感强多了。我坐下来，托着腮，像崇拜大神一样崇拜地望着姐姐。

    我们不能用筷子敲碗，在我们这带地方，不知为什么，它似乎是个禁忌。

    妈子闻声从厨房走进来，两眼一瞪，发火：“发什么神经，再敲把你们俩都轰出去。”

    妈子脸色不好看，我和姐姐一惊，连忙收敛，一个窜去捧菜，一个窜去捧饭。

    晚上，妈子在二楼哄弟弟睡觉。一楼的灯光亮着，姐姐在做功课，我和老豆在看电视。电视是一台很旧的黑白电视，有两条天线，屏幕时常有花花的电线波闪过，有时候没台，画面有点不清晰，喇叭也很沙哑，看久了，会眼花缭乱。

    老豆看看低头做作业的姐姐，再看看看电视入迷的我，问我：“你没作业做吗？”

    “没有。”我摇头，电视看得津津有味。

    “老师都不布置作业吗，看你姐每天都有做不完的功课。”老豆说。

    “数学老师发了一张试卷，会做的我几乎都做完了。”我说。

    “是吗，拿出来给我看一下。”

    我懵了，想不到老豆会如此较真，但我还是翻书包摸出来，忐忑不安地递过，老豆摊开试卷认真扫视着。我再也看不进电视了，试卷虽然做完，但我自己知道自己的水平，肯定错多过对，心里团团糟地候在旁边，等待老豆的雷霆问话或者指指点点。

    老豆真是浏览了一遍试卷，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