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秋。

    上海火车站。北京开来的列车刚到站，坐了十几个小时的旅客们纷纷迫不及待的从车上挤下来，月台霎时间就被填满了。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一位年过半百的老先生格外打眼，他身材高大，脊背笔挺，已经花白的头发也梳得一丝不乱。老先生左手拎着只皮箱，右手则揣在及膝的长款大衣口袋里，那可是有布票也难买到的呢绒大衣！即使都在赶路，人们从老先生身边路过时都忍不住多打量几眼。

    而老先生不知是习惯了这种打量，还是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他走得极慢，几乎是三步一顿，五步一停，然而这种慢却并非闲庭信步的悠然，而是近乡情怯的迟疑。很快，他就落在了人潮的末尾，直到同趟车的人几乎走空，他离出站口却还有相当的距离。

    他反常的行为引起了车站工作人员的注意，一个二十左右的年轻姑娘小跑到他身边，甜甜的问：“老伯，您需要帮忙吗？”年轻的小姑娘声音清脆，两条小辫垂在肩上，大眼睛里满是关切。

    老先生似乎愣了一下，摇头道：“太久没回来了，有些感慨。”他的声音沉郁低缓，宛若大提琴。

    姑娘又问：“那您是在等人来接吗？他们进不了站的，您得出站才能看到。”

    老先生继续摇头：“不，没有人来接我。”顿了顿又说：“我是来找人的。”

    姑娘更加疑惑了，她还是笑着问：“那，您是不是不知道怎么走？这么多年没回来，上海变化还是挺大的吧。您可以告诉我地址，我帮您看看出站了坐哪路车方便。”

    老先生想了想，还是从大衣口袋里摸出来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纸条递过去。

    姑娘笑盈盈的展开纸条，先是夸“您字写得真漂亮！”飞快的浏览了一遍后又问：“只有街道没有门牌号呀？”

    老先生嗓子一紧，表情还平静，声音却僵得厉害：“……我不知道他还是不是活着……”

    姑娘这才反应过来是怎么一回事，自从允许海外侨胞回国探亲以来，这个车站已经接待过不知多少寻亲访友的人。他们满载希望而来，却未必能尽兴而归。

    她年纪轻，其实并不太能懂这种心绪，但此时却能感觉到老先生看似平静坚毅的面孔中透着深深的悲伤。她自觉失言，脸上便显出些许尴尬，匆匆交代了乘车路线后便再不言语。

    ……

    方孟韦站在电车上，望着陌生的又有那么一丁点熟悉的街道，无数的往事在脑海中闪过。离开上海时他还是小小少年，而再次归来却已是年近花甲。他不由自主的攥紧了手里的字条，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不自觉的发抖。

    而此时，距离他跟明台分别已有三十一年。这三十一年中，他费尽心思的打听明台的消息，奈何山海阻隔，他不但未能得到明台一星半点的消息。就连姑父和木兰也在他离开大陆不久就断了联系。

    半个月前他终于回到了北京，却在那里他得到了姑爹和木兰的死讯——谢培东病死在狱中，谢木兰则在她爹死后不到一年就在家中自杀，死的时候还未满二十七。方孟韦面无表情的听完知情人转述，心里一片惘然，政权更迭总是要牺牲掉大批人的性命，从古至今，莫不如此。只是当牺牲者是自己的至亲至爱时，这种“理所当然”就变成让人难以接受的残酷。

    他花了十多天的时间打听，最终在民警的帮助下才找到了他们父女俩的坟。墓碑十分简陋，上面仅刻了名字。由于没有人扫墓，坟头早已淹没在荒草中，墓碑的石头缝里也填满了灰绿色的青苔。唯一能叫人稍有安慰的是这两座墓是挨着的。

    方孟韦用了大半天的时间一点一点除去坟头枯草后，慢慢的在两座墓碑前坐下，地上很冷，他却仿佛完全感觉不到，任由北风卷着枯叶将他吹得像纸人一样惨白。寒风中，他心里仅有的一点勇气似乎也跟身体里的热气一样消散了。

    在找到这里之前，他还去替崔婶给崔叔上过坟，当年因为保密的需要崔叔的墓碑连字都没有，他最后还是根据马汉山当年埋金条的老坟才找到崔叔的墓。

    这些鲜活在记忆里的人，现在都变成了一块块冷硬的石头。

    明台呢？比起姑父和木兰，他“出身”更糟糕，上海豪门少爷又当过军统特工。方孟韦不敢再想。过去的三十一年里他煞费苦心的打听他的任何消息，然而现在回到了大陆他却害怕听到他的任何消息。似乎只要没有他的消息，他就一定还在某处活着。

    然而他到底还是得到了一点线索。给他地址的人说明台很可能回了原籍——跟他同一批进劳改农场的都得到了平。反——只要他还活着。

    电车终于到站了，下车的人潮带着他从电车上挤下去，又挟带着他往远离车站的方向走了好一段路，才渐渐散开。多像他这一辈子，在历史洪流的力量面前，他的不甘、挣扎、反抗都是那么的不堪一击。最终只能被这样的浪潮卷着，推着，在挣扎中蹒跚前行，却永远不知道前方是康庄大道还是万丈深渊。

    十一月的上海已经十分阴冷，可方孟韦的手心里却全都是细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