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最后一点力气爬上岸去，蹲在地上喘气，慢慢地让眼前的世界恢复清晰。每当这时她都很怕，觉得有种濒死的恐慌感。

    不知道多少天后她醒了过来，脑袋昏昏沉沉。她忘了许多的事情，这让父亲着实欣慰了一阵子。

    本来母亲准备的画展因这突兀的变故全部取消，办公室里母亲的大幅水墨山水也撤了下来，取而代之的是某位名家象征着大富大贵的牡丹。消息封锁的很好，并没沦为巷口碎嘴婆娘们的谈资。行内的人也只是略有了解，鑫业集团老总的爱人因为某个小三自杀。他们偶尔也会叹息着讲，好好一个画家，人也漂亮，偏偏不识时务，因为这点小事就寻死觅活。

    但几年的功夫，她慢慢拾起了全部的记忆。

    每年都有那么两三次，她从噩梦里醒来，惊的一身冷汗。她耳边常常回响起母亲温和的话语——

    “你要好好活着。”

    没有分毫的恨。

    当年的小三——那个叫柳雯的年轻女人后来成了她的继母。她顺从地叫她妈妈。她刷新了自己关于“小三”这个恶劣词汇的认知。也包括被白雪公主的故事黑化的“继母”一词。或许因为愧疚不安，她对薇曼极好，甚至胜过她的亲生母亲，关怀的简直无微不至。从那个年轻和气的女人，到现在出了皱纹的中年妇女，始终如一。

    她常亲手为薇曼煲汤，或是花胶母鸡，或是莲藕山药，薇曼进了泳队后尤甚。而自己的亲生母亲，是个十指不动阳春水的女人，跟油烟文火这些凡俗人世的东西没半毛钱关联的样子。

    过去了的事，谁都不再提。心照不宣的。她很奇怪自己适应的这么好，简直该庆幸亲生母亲更多的时间都扑在画上，记忆里只留下不多的几个温情的镜头。唯一的后遗症是她怕用水果刀，宁肯拿削土豆的削皮器去剥落苹果和梨的那层薄皮。

    后来她有时候会想一些“假如”的东西。假如红领巾的结不是那么紧，失控的母亲会不会用水果刀割裂她的喉咙，像割裂她自己那样。她一直觉得是因为割不开结的那一下，才让母亲忽地回过神来，用那么温柔的眼神和口气同她说话。

    当年恋爱的时候，她一定也是这么迷人地与父亲谈情说爱吧。

    可那个牢固的结偏偏出自她母亲的手。

    可很多事情都没有假如，可这世界本就没有时光倒流。想想那些事，也是浪费时间的枉想罢了。

    她慢慢懂了梁瑜常提起的那种叫“命”的东西。人的生活就像是上天注定的轨道，或许有小的偏转，但很快在这轨道强大吸引力的作用下回到原处。实在不情愿从命的理想主义者，大都在挣扎中被撕裂粉碎走向绝境，就像她被许多人悄悄冠以“精神洁癖”、“不识时务”名号的亲生母亲那样。也不必给自己做怎样的目标，顺着命去走就好。

    任凭空虚的意志，带着自己寻求一种错误或一种正确，或两者边界上那些模糊不清的东西。只是不论选了哪种，人总要反复说服自己它是对的，说着说着，说不定自己也就信了八分。

    只是她觉得，梁瑜对那些“命好”的人，看法未免浅薄了些。他出身贫寒，有了养家的责任，便觉得如何奈薇曼这般家境宽裕的人可以全心扑在游泳上。何奈家算艺术界小富即安的典范，也就罢了，真富贵权势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因了壁垒深厚别的阶层看不到的。

    何奈听她淡淡地讲完这些故事，心疼到无以复加。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只能给出他的拥抱。她靠在他的怀里，他伸出手撩起她耳鬓垂下的，从格纹的夹子里跑出来的一缕碎发，帮她用发夹轻轻别好，认真的一板一眼。

    她抬头看着他低垂的眉眼，轻声说：“有点凉，夹子不用别了，我放下来吧。”

    她伸手摘下头上的三处发夹，潘楠给她用简单的夹子盘出了好看的编发发型。她海藻样的长发飘洒下来，垂在她的两肩与锁骨，也散在何奈结实的手臂。

    她靠着他的身体，把脸埋在他的胸口。他的呼吸与心跳都那么近，让她觉得前所未有的安全，大笑或大哭都可以不管不顾了，任何情绪都不需要口罩与池水的掩饰。灵魂日益清凉温润，不同于某些黑暗的日子里火焰灼烧一样的干渴。

    连拥抱都恍若罂粟般重塑她的神志，令她常觉难以分离。那是沉重怆然间唯一的温暖，无助挣扎里唯一的慰藉。

    但想要倾泻的一瞬间，她又怕自己某种激烈的东西会吓到他，让他离开。那她就真的什么屏障什么依靠都没有了。

    她依偎在他的怀里轻轻的说：“我这辈子，只对你讲一遍这些事。说起这些来太难受了，真的。”

    还好你在。

    这时何奈突然接到了电话。他左手揽着薇曼的肩，右手伸进兜里掏出手机。

    是崔启的来电。

    “喂，崔哥，什么事？”

    泳队中人时常彼此以“哥”相称，也没谁了。只是薇曼听着何奈叫“崔哥”，崔启又要叫“奈哥”，总觉得说不出的别扭。

    薇曼感到他的身体骤然僵住，她匆匆离开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