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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夜场首映的口碑，开始迅速发酵。

    首映结束的那个凌晨，第一批观众从日活戏院走出来，散进了铜锣湾的大街小巷。

    他们当中有开夜班的士的司机，有刚收工的夜场保安，有在茶餐厅打烊前赶着吃最后一碗餐蛋面的古惑仔。

    这些人平时看完午夜场，顶多跟同行的兄弟聊两句“好看”或者“垃圾”，然后就各回各家。

    但今晚不一样。他们在茶餐厅里跟拼桌的陌生人聊，在的士台上跟接班的老友聊，在第二天早上的工地和车间里跟工友聊。

    聊的内容出奇地一致。那部叫《西厢滟潭》的片子，跟以前看过的所有咸片都不一样。

    “那个日本女主角，真是漂亮到没朋友。”

    “不止漂亮，她演得也不错，不是只会脱衣服。”

    “那个男主角也很帅，叫什么名字？”

    “白古，好像是个新人。”

    “那场按摩戏，我看到不敢喘大气。”

    “结局还有点感动，我女朋友都看哭了。”

    口口相传的力量在1990年的香港，比任何广告都管用。

    没有社交网络，没有短视频，没有算法推荐，信息的传递全靠一张嘴和一部电话。

    一个人跟三个人说，三个人跟九个人说，九个人跟二十七个人说，几何级数的扩散在一周之内把《西厢滟潭》从一部没人听说过的独立小片，变成了街头巷尾茶余饭后的谈资。

    上映第三天，日活戏院的售票窗口前开始排起了长队。

    不是之前那种只有男人的队伍，队伍里开始出现成双成对的情侣、三五个结伴而来的女白领、甚至还有下了班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中年上班族。

    售票阿姨这辈子没见过这种阵仗，一部咸片，女观众比男观众还激动，围在窗口前叽叽喳喳地问“还有没有票”，那场面比周润发的《赌神》上映时还热闹。

    男人来看川村千里，女人来看白古。

    “没了！明天请早！”售票阿姨扯着嗓子喊，她这辈子卖过无数场午夜场的票，从来没见过咸片能卖到这个地步。

    上映第四天，国泰和日活的排片经理几乎同时做出了调整。

    他们是老江湖，对数字比谁都敏感。上座率是不会说谎的。《吉星拱照》开场还有七八成，两天后跌到了五成。

    《西厢滟潭》开场就爆满，两天后还是爆满，连第一排最边上的座位都卖出去了。放映厅里的空气闷得像蒸笼，但没有人中途离场。

    排片经理们开始重新分配放映资源，《西厢》的场次一天比一天多，从午夜场延伸到傍晚场，从傍晚场延伸到下午场。

    而《吉星拱照》的排片则一天比一天少，从三个厅缩到两个厅，从两个厅缩到一个厅，最后缩到了只能在下午放一场的地步。

    周润发的名字印在海报上再大，也架不住隔壁厅那个日本美女的回眸一笑。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国泰的蔡经理坐在办公室里对着电话跟同行感慨，语气里带着一种无奈的好笑，“我卖了二十几年电影票，从来没见过一部咸片可以卖成这样。不是咸片，是风月三集片，我现在才明白这个分别。”

    上映第五天，口碑的传播范围超出了古惑仔和的士司机的圈子，开始向普通市民阶层渗透。

    茶餐厅里的电视机在播午间新闻，新闻里没提这部电影，但新闻底下的广告时段里，已经有电台的主持人在午夜节目里聊起了《西厢滟潭》。

    主持人没有直接说片名，咸片的名字不方便在公共电波里念。但他用了一种暧昧的说法：

    “最近有部古装片很厉害，日活排队排到出轩尼诗道，男女主角都是新人，但样子漂亮到你不敢相信。有兴趣的自己去看一下，但是别带小朋友去。”

    然后报纸也跟上了。

    不是影评版面，正经报纸的影评人不屑于写一部咸片。而是娱乐版的边角位置，登了一张《西厢滟潭》海报的小图，配了一行字：

    “日活戏院出现排队长龙，观众反应热烈。”

    没有评论，没有评分，但光是这行字就已经够了。

    1990年的香港市民对于“排队”这两个字有着天然的敏感，什么东西排队，什么东西就值得看。这是人性。

    更关键的是，这片子是三集片，而三集片排队的新闻本身就有反差，足够刺激好奇心。

    到了第六天，小院线的排片已经有八成都是《西厢滟潭》了。

    日活的蔡经理做了一个破天荒的决定。把《西厢》从午夜档挪到了下午档。

    咸片放下午场，这在香港电影放映史上不是没有先例，但像这样大规模地、主动地、理直气壮地排下午场，还是头一遭。

    蔡经理的逻辑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