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雄英一听就懂。

    那三锭脚踏纺车，早在元末就已盛行。

    传说黄道婆南归后，在松江一带改良纺技：原先一人一次纺一根线，能纺两根的已是高手；她改了机架、换了踏板，让普通人也能稳稳纺三根；又把织布的手摇改成脚踏，双手腾出来理纬、打紧，效率一下翻了近倍。

    那是扎扎实实从泥土里长出来的智慧，不是纸上谈兵。

    这三锭脚踏纺车纺出的纱，又细又韧，拉力足、匀度好，论实用效果，竟不输几百年后欧洲那台名噪一时的珍妮纺纱机。

    “这才刚起个头，你且睁大眼睛瞧着。”

    朱雄英嘴角微扬，神色从容。他心里盘算的，从来不是造一台能纺几根线的小玩意儿——他要撬动的是整个劳作方式的根基：让机器，真正替人干活！

    单论性能，三锭脚踏纺车在不少地方确实压过了珍妮机：脚踏省力、结构稳当、断头少、出纱快。可二者压根不在一个年头上——一个扎根于大明洪武年间的泥土里，一个生在十八世纪不列颠的煤烟中，本就不好硬比。不过，这台车里那些灵巧的传动思路、省力的杠杆安排、顺滑的张力调节，倒真能拆解下来，喂给将来更大的机器吃。

    “干得利索，我挺满意。”朱雄英语气平和，听不出褒贬，却自有分量。

    “但说白了，这只是给你们练手的‘入门课’。”

    “真正压轴的活计，还在后头。”

    比起前面那台只需几个木匠、几天工夫就能搭出来的珍妮式样，接下来要摊开图纸的玩意儿，难度陡然拔高了一大截。若把先前的活计比作学写“一、二、三”，那往后这张图，就得会列方程、解联立、画受力分析——光看草稿纸上的齿轮咬合图，就有老匠人揉着太阳穴直叹气。

    朱雄英没多啰嗦，只把几处关键的变速轮系、离合机构和动力分流设计点拨清楚，便下了新令：

    “照图造两套机子——一套用牛拉，一套靠水推。纺纱的，织布的，都得上；出纱速度、布面密实度，至少要比眼下快十倍！”

    他心里有底：最早那一版水力精纺机，纱锭数就是整整四百个。

    什么概念？

    机器一转，等于一百五十个手脚麻利的老织娘齐上阵，日夜不歇。

    纺出来的纱，细如发丝却不易断，光洁柔韧，织成布后上浆不起毛、染色不掉色——寻常手工作坊碰上它，不用打，自己就垮了半边墙。

    当然，天下没有白占的便宜。这机器也有硬伤：动作是“一顿一顿”的，纺一梭得停一停；工人得跟着走车来回穿梭，弯腰、推杆、换筒、理线，活像踩着节拍跳舞，体力消耗极大；整套家伙又笨又沉，光是地基就得夯三遍，水渠得专修一条，齿轮一出错，整条传动链全卡死；修一次，工料钱够买半架新机。

    可朱雄英算过账：哪怕每年花上百两银子养它，一年省下的工钱、多赚的布匹，也够翻它三番。更别说，它不挑人、不喊累、不告假、不偷懒——这才是最值钱的。

    事实上，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不少地方还在用这类水力精纺机。不是没人想换，而是它实在扛造、耐糙、修得起、用得久——毛病是多，可活儿干得真漂亮。

    图纸一贴上工坊北墙，满屋子工匠顿时哑了火。

    原先九十八锭的构型，已让他们连着三天睡不踏实，直呼“神乎其技”。

    如今白纸黑字写着“四百锭”三个大字，底下还附着密密麻麻的水轮尺寸、曲柄偏心距、锭翼转速表……

    有人当场嘬着牙花子嘟囔：“这哪是造机器？分明是请雷公来打铁！”

    旁边老木匠赶紧按住他肩膀：“嘘——慎言！殿下从不空口白话。咱们手慢，心不能懒；路长，步子不能乱。”

    众人你看看我、我瞅瞅你，最后谁也没再吭声，默默卷起袖子，捧着图纸回各自工棚去了。

    朱雄英没去管那边正对着水轮模型抓耳挠腮的匠人们。他转身回了书房，铺开一张素绢，蘸墨落笔。

    一场牵动千家万户的变革，哪能指望靠几台机器就一蹴而就？

    就像西洋那边——为何非要拖到十七世纪前后，才真正动起筋骨来？

    背后牵扯的，是税制、是土地、是教会、是行会、是港口、是海外商路，更是几代人积攒下来的识字率、记账法、契约精神……掰开揉碎讲，一本书都未必说得清。

    但有一点极清楚：所有轰轰烈烈的“变”，都是悄悄摸摸的“积”堆出来的。

    翻翻史书就明白：玉米、土豆这两样“洋庄稼”，在欧陆扎下根、端上百姓饭桌，差不多就在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

    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