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赵翼《陔余丛考》卷三十三载：“或七八十两作百两，谓之机头；甚至有四扣、五扣者，其取利最重。”

    五扣即五十两当一百两使。利息仍按律以百两为基数，照三厘月息收……实际年化达七十二厘。

    一千两放出去，一年光息就七百二十两。本金还没动，债主已赚翻天。

    手段还不止这一种。名目翻新，花样迭出：称“程仪”“冰敬”“炭敬”者有之；托“荐书费”“关说资”“候补押契”者亦有之。律条还在纸上端坐，现实早已绕着它打转，越走越远。

    问题来了：区区一笔借贷，何以撼动整个官僚体系？

    因它专盯一类人……进京赶考的士子。

    放贷者先递茶攀谈，再不动声色点破关节：“功名不是单凭文章定的。殿试过后，派往何处为官，才是真章。”

    “山沟县衙缺人手、穷得叮当响，案子堆成山，上司不问缘由先问责……您真愿去？”

    “若想分发顺天府、苏州府这类膏腴之地，上下通融，少不得几处打点。”

    话不多，句句戳心。不少读书人咬牙应下，真掏钱去“活动”。

    此举看似帮人谋职，实则把行贿变成了入场券。

    更棘手的是，借了京债的士子，多半拿不出现银还。而放债的岂是善茬？背后有人、手里有门路，催债不必动粗，一封密信、一次“偶遇”、一纸未署名的弹章，足令新人未上任先胆寒。

    可朝廷发的俸禄，薄如蝉翼。三年知县年俸不过四十五两，哪经得起利滚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