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怎么还？

    只有一个字：贪。

    高利贷蚀骨，京债蛀心。前者搅乱民间生计，后者直接蛀空官场根基。

    官员借京债，目的明确：行贿。

    但此前，大明选官尚有一套规矩：察举、荐举、科举层层筛选，吏部铨选、都察院复核，重才也重行。

    京债一开，这套流程便成了摆设。

    候补官员急着脱籍上任，实授官吏盼着调往要地出政绩，全挤到放贷者门前。商人拿钱铺路，选司官员默许放行，渐渐演成明码标价：某缺值多少，某地需几成“润笔”，某人欠债未清，暂不得补。

    没钱？再好的策论、再硬的乡评，也只能晾在吏部文牍堆里吃灰。

    起初只是个别人破例，后来成了默认规矩。你不借，别人借；你不送，别人送；你不争，位置早被抢空。

    寒窗十年，一朝落榜尚可再搏，若因囊中羞涩永滞候补名录，那苦读还有什么意义？

    久而久之，不借钱打点的，反被视作不通世故、难堪大用。

    选官制度失了公允，也失了底线。

    试想：一个新官赴任，上马第一件事不是查民情、理讼案，而是盘算如何填补京债窟窿……他还能清廉多久？

    当然，京债并非贿赂之始。没有它，照样有人变卖家产行贿。

    可关键在于节奏。

    若无京债，贿赂或许缓慢滋长，尚有回旋余地。若有明君临朝，或可截流遏源。

    偏偏京债一出，便如火引油。它把行贿从“个别行为”推成“生存必需”，把潜规则锻造成硬门槛，让整套选官机制，在短短数年间迅速失能。

    而官员一旦走上贪渎之路，百姓便立刻感知：税加了、役重了、冤案多了、青天少了。怨气日积，裂痕暗生，政局随之摇晃。

    上至六部堂官，下至州县小吏，高利贷从来不是市井闲事，而是悬在大明头顶的一柄钝刀。

    朱雄英心里透亮：此患不除，百弊丛生。

    而与高利贷形影不离的，还有赌坊。

    ......

    朱雄英决意严令禁绝此事。

    黄、赌、毒三事，对百姓、对社稷、对纲常秩序的侵蚀，并无轻重之别。

    差别只在显隐之间、缓急之分。

    毒之一项，不必赘言。沾即溃骨，触则丧命。眼下大明境内尚无此物，朱雄英暂可不作首务。

    但赌，他绝不容。

    年节时邻里凑局推牌九，闲暇间街坊搭台掷骰子，输赢几文、十几文，图个热闹，本无伤大雅；便是千载之后，亦无人为此动法。

    朱雄英所要铲除的，是设场聚众、层层抽水、诱引倾家的赌局，是那些藏于祠堂偏院、暗设于茶寮夹墙、专挑生面孔下手的赌档。

    世人常将黄、赌、毒并提，真只为顺口？自然不是。

    根由只有一条：三者皆蚀人神智，销骨夺志。

    毒之害，人人知其烈……终至眼中唯余一物，其余尽成灰烬。

    赌之害，亦如出一辙。

    赢钱那一瞬的快意，远胜寻常嬉乐。后世百般消遣俱全，仍有人沉溺其中不可自拔；何况此时大明，戏少、书贵、灯会一年不过数日，百姓手头空、心里也空。

    更隐蔽的，是“失”比“得”更刻骨。

    丢一块银子，心头剜肉；赚一块银子，不过微醺。这并非教化所致，而是生来如此。

    输了一回，那痛便催人再押一把；再输，便再押两把；输到袖口见底，反觉“已亏至此，何惧再添一笔？”……于是翻本成了执念，执念成了惯性。

    而赢了呢？多巴胺奔涌，四肢发烫，眼前发亮，仿佛天地都为你让路。这一阵热劲过去，人却记不住昨日饿着肚子蹲在巷口等工的样子。

    久而久之，劳动二字，便从字典里淡了。

    譬如一个大明赌徒，在赌档里随手押三贯，赢则捧走十两银锭，输则眼都不眨甩出二十两。

    他还能去当码头扛包的苦力么？还能看得上每日六十文的营生么？

    须知六十文日薪，在应天已是中上之户。

    可在他眼里，那钱不是汗换来的，是桌上凭空冒出来的；花起来不心疼，输了也不当回事……反正“下一把就捞回来”。

    人废，便废在此处。

    不耕不织，不工不学，满心只盼天上掉银锭。这样的人多了，田地荒芜，匠坊冷清，市井萧条，国本焉存？

    况且，黄、赌、毒向来如藤缠树，难解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