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不是买卖，是命脉。

    怎敢轻易交到外人手里？

    可朝廷又实在管不过来。盐铁虽设专营，官府亲自操办，却挡不住层层盘剥、上下勾连。历朝查了又查，清了又清，始终难断根。

    粮食更棘手。官仓有限，运力不足，只能靠商人把米面油盐一车车拉进千城万镇，才不至于饿殍载道、民变四起。

    商业一兴，人口便动。农闲时涌进城里的流民多了，治安便松；市井间银钱转得快了，人心便浮。生产力未涨，秩序先乱，这是谁都看得见的风险。

    钱聚到商人手里，便不再只图利，还要图名、图势、图权。

    地主捐个监生，商人买个虚衔，再托关系攀上某位官员……这路子，走着走着就成了常例。官商之间，渐渐分不清哪边是手，哪边是袖。

    统治的根基，也就在这无声无息中被蛀空了。

    后世所谓“资本主义萌芽”，不正是这般长出来的？有钱者不甘居人下，便要挤进士绅之列，向旧门第伸手讨位置。

    但当朝天子未必想得那么远。他们只看见：商势越盛，地方越难控；豪强越富，赋役越难征；银子越往南边码头、北边关市里滚，朝廷账上就越发干瘪。

    于是重农抑商，成了代代相传的章程。

    不是皇帝蠢，看不到商税的分量；恰恰相反，其中不乏精明老练之辈，早算过这笔账。

    确有糊涂人，真以为商税不过零头碎银；但也有人清楚得很：若放任不管，这涓涓细流，终会冲垮堤坝。

    只因弊远大于利，多数人便装作没看见那扇门，绕道而行。

    可太平日子久了，商业自己会长脚。王朝中后期，吏治一旦滑坡，便如雪崩难止。

    田赋收不上来，商税更没人提。

    后人常说：大明亡于国库空虚。崇祯帝龙袍补丁摞补丁，便是明证。

    可大明真穷么？李自成破京后抄没勋贵宅邸，报称得银一千八百万两……虽未必全实，却也映出几分真相：

    国库是空的，百姓是穷的，而高墙深院里的那一拨人，酒肉未冷、锦缎未旧。

    所谓“藏富于民”，藏到最后，藏出个煤山孤树、白绫悬枝。

    其实中后期的大明，并不缺钱。若能把该收的税一分不少地收上来，打鞑靼不过举手之劳。

    症结就在“收不上来”三字。

    翻遍整部《明实录》，农业税常年占岁入九成以上，商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连北宋鼎盛时的零头都不到。

    宋朝也好不到哪儿去。“和买”名义上是官府采购，实则压价强征，苦的仍是种地的、织布的、挑担的。

    这是封建体制绕不开的老病根，但并非无药可医。

    大明末年的一条鞭法，清初的摊丁入亩，都是对症的方子。

    后世制度未必都好，关键看它能不能踩准这个时代的节拍。

    你若在洪武年间喊“男女同科”，只会被人当疯话；但若在赋税上动一动筋骨，反倒是水到渠成的事。

    朱雄英盯上的，正是清初那套办法……不是照搬，而是取其筋骨：

    比如“官绅一体当差纳粮”，比如“耗羡归公”，比如逐步收紧免税口子。

    大明眼下最刺眼的一条：地主、官吏、宗室，一律免赋。

    交税的，永远是扛锄头的、摇纺车的、守灶台的。

    免税二字，听着体面，实则是一纸纵容。

    谁真得了好处？不是赤脚走路的佃户，而是坐拥千顷良田、身兼数职的乡宦；不是替人缝补度日的妇人，而是敕建府邸、奴仆成群的郡王。

    他们占着国家给的地，享着国家护的权，却不缴一文一粒，反把负担全推到贫户肩上……这不是供养，是吸髓。

    或许有人要说：宗室俸禄、官田数额都有定例，加起来能占多少税基？

    账面如此，实情却非如此。

    底下早已通行一种做法：富户把田产悄悄“寄名”于免役免赋之人名下，一纸文书，便将重赋化为乌有。

    到了嘉靖、万历年间，这已不是暗流，而是明渠。

    你不挂靠，别人挂靠；你不逃税，同行逃税……最后，老实缴税的人，反倒成了异类。

    不少官员自己名下挂着多少户，压根儿说不清。

    隐户这类事，早不是新鲜话了。

    按大明官府的册籍，有些地方百余年太平无事，人口却几乎纹丝不动……这可能吗？合理吗？

    许多症结，初时根本看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