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

    他最怕的，是军械库流出的淘汰火铳，流进市井，又落到不该拿它的人手里。

    若是宗室亲贵动的手……不，根本不用猜。能绕过兵部、跨过都察院、把旧枪变成现银的，除了皇亲，还能有谁？

    消息还没查实，另一桩事又压上来：美洲作物推广遇阻。

    不是没人种，是不肯多种。

    百姓肯匀出几分地种豆子、芝麻，图个油水；却不愿推掉整片稻田去试红薯土豆。

    根子不在懒，而在胃。

    刚吃饱饭的人，最信得过的，还是白面馒头、软糯米饭。那是熬过饥年的人，用命换来的踏实感。

    红薯能填肚子，土豆也扛饿，可吃两口就乏，干半天活，肚里又空得发慌。

    口味难改，习惯难移。有人尝过，点头说“不错”，可端上桌，仍是配菜，不是主食。

    如今种这些的，多是城里有些余钱的商户人家，图个新鲜，或当药材备着。

    穷些的农户，宁可守着老田，也不愿赌一把新收成。

    种的人不少，吃的也有，可离“遍地薯蔓、满山薯垄”的光景，差得太远。

    这一轮试种，已有不少人赔了工本，收成堆在仓里，卖不上价，煮熟了又没人抢着吃。

    这些损失虽未动摇国本，却已让地方官吏私下腹诽朝廷。

    朱雄英能说什么？

    难不成当面质问百姓：你们为何不吃土豆、不种红薯？

    还是下一道死令，勒令天下州县尽数改种？

    行不通。

    他手握权柄，初衷是为填饱肚子，可粮食种在土里，长在人心里……不是写在诏书上就能落地的。

    若强推下去，底下只会变成另一套活法：州县报亩数，里甲凑数字，仓廪记虚账。

    百姓地头没见苗，衙门账上已满仓。

    再严一点，怕是要逼出逃户、压出抗粮、激出抢种抢收的乱子。

    真闹到那一步，饥荒未必天降，却是人酿出来的。

    前朝青苗法的教训还在史册里躺着，北边那位玉米书记的折腾也才过去几百年。

    种地这事，急不得。

    得看山势水脉，分南北东西，一地一策。

    重在劝、贵在试、缓在推。

    绝不能把“必须种多少”变成考成硬指标，更不能让知县拿升迁赌一季收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