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包二三十只粽。

    逢年过节，咬咬牙也要买些，图个应景。

    如今不同了。大明商路通达，粮价稳，银钱活泛，百姓手头宽裕，粽子里的料也丰盛起来。

    朱雄英甚至看见街角挑担的小贩，竹筐里码着油亮亮的肉粽，馅是五花、咸蛋黄、香菇，分明是江南做法。

    “陛下想尝角黍？”江才见朱雄英驻足看了半晌，立刻低声问。

    角黍，就是粽子的老叫法。

    春秋时用菰叶裹黍米，捏成牛角状，故称角黍；竹筒装米封烤则唤作筒粽。

    李时珍《本草纲目》里写得明白：菰叶裹黍，煮成尖角或棕榈叶形，谓之角黍。

    到了明清，糯米渐成主料，名字也就慢慢转为“粽子”。

    归根结底，变的是米，不是心……人们包的从来不是米，是节气，是念想。

    黍米，便是如今常见的小米。

    这风俗扎在地里，长在气候里。

    南方水多，宜稻；北方旱，种粟、豆、高粱更稳当。小麦虽广，却也费水，旱年常要引渠浇灌，才有“水浇地”一说。

    因此，在旧日北方，大米、糯米都是稀罕物，小米反倒家家都有。

    就地取材，黍米裹叶蒸熟，便成了角黍。

    清代某地县志还记了一笔：端午前后，已嫁女携新麦磨的面、新收的角黍，回娘家探望父母。

    所谓“时物”，并非单指吃食，而是应季之物……麦黄杏熟了，摘几颗；角黍包好了，拎一串；新麦碾的白面，更是金贵，得匀出一点，细细包好，亲手送回娘家。

    那时一亩麦子打七八十斤就算高产，白面珍贵，女儿带回去的，不止是吃食，是心意，也是体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