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籍之人，可享官办义学、医馆、驿传、赈济诸般便利，亦能申领工坊补助、匠户优待、市舶抽分减免等实惠。

    代价亦明：不得务农，不得久居乡里，更不可在村中建宅落户……短时探亲借住，尚属可行。

    乡籍之人则无此拘束。

    种地、起屋、招佃、营生，悉听其便。农闲时节，进城做工、长居谋生，亦无不许，只须田有人种、粮有产出，便算尽责。

    但其子弟读书升学，仅限乡塾、县学；若想入府州官学，乃至赴京应试，非得另缴高额束修、寻门路荐引不可。寻常农户，难承其重；唯有家中素有仕宦渊源者，方能略通此途。

    乡籍者虽可耕可居、进退自如，却非无度。一户所授之田有额，承租他人之田亦须立约、报官、钤印，缺一不可。

    表面看，乡籍似比城籍宽裕；实则二者各有利弊，难言高下。乡民农闲进城谋生，已是无声答案……若种地真能养家糊口，谁愿抛妻别子，挤在坊市巷陌里挣几文血汗钱？

    再者，城中书院名师云集，乡下私塾先生或识字未精；城籍童子自幼习算、读律、通商、识图，乡籍孩童却多困于四书章句、田赋折算之间。起点既异，前程自远。

    城籍人家日子紧些：房租、柴米、塾资、药费，样样压肩；孩子读书，更是层层筛选、步步内卷，稍有松懈，便落人后。乡籍之家则不同，粗粮布衣足可温饱，守着几分薄田，也能安稳过活。只是若想出头，就得比旁人多熬十年灯油、多走百里山路。

    此策一出，大明百姓无形中被划为两途。久而久之，城乡之间鸿沟渐深，裂痕难弥……理论上确是如此。

    可事实上，此事压根不会走到那一步。

    朱雄英设此二籍，初衷极简：止兼并，释地力。待重工业兴起、织机遍野、铁轨纵横，耕者愈少而产愈丰，田亩束缚自然松动。到那时，城籍乡籍之别，不过如旧时坊郭户与乡村户一般，只剩名目，再无实碍。

    彼时大明所需者，正是浩浩荡荡的城中人口……即所谓“聚民成市”。盖因犁铧终将让位于铁牛，镰刀终将让位于滚刀。一家五口苦干一年，不过垦十数亩；若遇壮劳力伤病离世，三五亩薄田亦难续耕。可一台水力脱粒机，一日所出胜过百人半月；一架畜力深耕犁，一人可耕三十亩而不喘；妇孺亦能掌管缫丝机、纺纱车、印染槽，各司其职。

    田间人手一旦盈余，便成城中急需之工。织坊需女工，船厂需焊匠，煤窑需壮丁，驿路需驮夫，学堂需杂役……处处皆缺人，处处皆用才。

    而民间“多子多福”之念犹存，人口自会源源不绝，反成国力之基。至于“人满为患”之忧？朱雄英并不挂怀。

    前朝往事早已印证：但凡市镇繁盛、工商兴旺、女子识字、妇人就业，百姓自会择少而精育，宁养一子成才，不求五子饿殍。待到那时，朱雄英要操心的，恐怕不是如何限人，而是如何劝人添丁、如何补产假、如何建托所了。

    再者，朱雄英能不能活到那一天，尚且难说。

    人真出了事，又如何？照眼下这势头，是人口先撑不住，还是社会先滑进低生育的境地，谁也拿不准。

    这些事，本就轮不到朱雄英操心。

    科技发展，向来后发者占便宜。

    指不定哪天，西方或某个小国突然冒出头，掀起一场波及全球的战事，也未可知。

    这些，眼下都不是朱雄英该想的。

    就在各项举措紧锣密鼓铺开时，那些守旧之人终于坐不住了。

    不能再拖下去了。

    再拖，他们不光要丢掉赖以存身的地，连根都可能被拔掉。

    可若主动靠拢朱雄英，反倒能得些实打实的好处……既保得住家底，还能换回几分体面。那何苦硬顶着？

    第一个松口的人一露头，后面便陆续有人跟上。

    反正拗不过，不如趁早抽身，多少落点实惠，总比血本无归强。

    当然，仍有人不死心，在地方上撺掇不明就里的百姓，闹出一场场风波。

    结果毫无悬念：宣传攻势压住人心，刀枪镇住场面，所有暗流全被掐死在萌芽里。

    带头的人，下场一个比一个惨……这些细枝末节，不必多提。

    借着这股东风，守旧一派倒真抢回不少原本属于他们的位子和权柄。

    他们还当是自己争来的、赢来的，脸上挂着几分得意；却不知，这本就是朱雄英早盘算好的一步棋。

    激进派毕竟太年轻，政务生疏，火候不到。

    朝廷长远看，眼下还真离不了这群老面孔。

    这场持续三个月、牵扯万余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