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让朱雄英摇头苦笑的，是这群人竟把他供上了神坛。

    理由简单得近乎直白：如今大明地上跑的、天上飞的、水里游的，还有那黑板上写的、账本上记的、学堂里教的，十有八九，源头都在他朱雄英笔下。公式是他推的，体系是他搭的，连最拗口的“热力学第二定律”几个字，都是他亲手写在纸上的。不拜他，还能拜谁？

    朱雄英翻完密报，手指在案上敲了两下，差点以为背后站着个同乡。

    其实这“科学社团”自己从不称教，只说自己是个结社……就跟国子监外头学生凑的诗社、茶楼里匠人办的技研会差不多。只是规矩太严：非识字、非通算、非懂图纸者，免谈入社。起初没人当回事，只当是书生们关起门来较劲。

    直到近几个月，朝廷推行新税、改律令、设讲习所，一连串动静搅动了他们的盘算。上头几位牵头的变了主意，不再只盯着士子和匠首，转头朝市井铺面、码头苦力、城郊农舍伸手。

    人一多，规矩就松了，调子也变了。有人开始穿统一青衫，见人先鞠躬三礼；有人自发抄印《格物初阶》，挨家挨户送；还有人夜里点灯，给巷口的孩子讲“为什么铁锅烧红了会变色”。地方官察觉不对，查了一圈，发现他们既不聚众焚香，也不画符驱鬼，却把街坊邻里拢得比保甲还紧……这才一层层报到了东宫。

    细看下来，这社确实没害处。劝人守法、教人识字、帮人算账，连收的那点社费，大半都贴进免费讲堂和童蒙课里。孩子缺笔少纸？他们匀；老人听不懂新税条？他们上门掰开揉碎讲。

    骗钱？没影儿。作恶？没证据。

    单论眼下，这伙人干的，倒是正经事。

    朱雄英搁下卷宗，没批驳，也没嘉奖。

    天下万事，起头时多半带着股热乎气儿：想做事，想救人，想让日子变个样。可人心这东西，经年累月，风吹日晒，总要长出些歪枝杈。今日清白，不等于明日干净；眼下利民，难保将来不生祸根。

    可人家现在确确实实蹲在学堂门口教算术，蹲在码头边帮船工画新锚图，蹲在病户床前熬药煮粥……你拿什么理由去拆？

    朱雄英不拆。但记下了。

    这世道跑得太快，有人追得上，有人喘不上气。尤其那些头发花白、耳朵背了、手抖得握不住锄头的老汉，一句“包治百病”，就能哄走全家积蓄；一句“入社升天”，就能叫人散尽家财。邪教最毒的地方，不在它多凶，而在它专挑人最软的肋下手。

    好在眼下尚无那种吃人不吐骨头的恶棍教门。至于别的……比如借“稳赚不赔”之名，拿后人钱填前人窟窿的把戏，朱雄英早料到了。

    庞氏之流，未必今日就有，但迟早会来。等骗子真蹲牢里了，再立规矩？黄花菜都凉透了。

    法，得先立着。

    这事定了，朱雄英才松了口气。

    最近桩桩件件堆得比砖窑还高，连他夜里醒两次，都下意识摸算盘珠子。

    眼下总算能歇一歇：朝中两派掐得正欢，保守派咬住旧制不放，激进派踩着新政往前拱，他只需偶尔点一点头、晃一晃袖子，局面就稳得住。

    土地清丈也顺了。先前有人煽动乡民闹事，喊什么“夺田逼命”，可等户部砍了三个带头造谣的脑袋，再由新任巡抚当街宣读分田细则，底下人也就闭了嘴。

    当然，分地时候少不了猫腻：谁家多划半亩旱坡，谁家少记三分水田，朱雄英全知道。只要没掀翻桌子、没饿死人，他便懒得过问……睁一只眼，是给活路；闭一只眼，是留余地。

    分地时，人人都是二亩，可这“二亩”究竟实打实几丈，里头就有些门道了。

    关系近的，多划出三五步，没人吭声；关系远的，少给一垄半畦，也属寻常。

    乡里头这类事，向来不少。没捅出来，便算揭过；真闹到明面上，官府就得照规矩办。

    不过这类琐事，极少递到朱雄英案前……底下官吏早有章法，小事自行处置，大事才报上来。

    人聚成群，情理总在法理之前。谁跟管事的熟，谁自家就是管事的，分粮、派差、调田、授职，自然比旁人多得几分便利。

    这道理，古今皆然，改不了，也压不住。

    朱雄英心里清楚，便也不费神去堵。只要政令通达、赋税如额、百姓不哗变、地方不生乱，其余细处，他懒得较真。

    闲来无事，他提笔蘸墨。

    阔别文坛几年，他打算再动一动笔……准确说，是把旧日存稿翻出来，重新登刊。

    其实也没隔多久，上回署名刊发，不过两年光景。

    早先预定的几部大作，他早已写完；后来又零零碎碎添了些短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