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思量间，朱高炽的折子递上来，朱雄英扫完，笑着骂了一句：

    “这小子，倒会捡便宜！”

    朱高炽没别的意思，就想把封地也塞进五年计划里。

    这么一来，不少行业自然归入中枢统筹……可朱高炽心里门清：计划里的大头开销，从国库走。地方少掏钱，工程照样起得快、建得牢。

    虽说一些要害行当收归朝廷，但原本这些事，地方也管不了……比如炼钢、造机、铸轨，本来就不归府县管。

    再说工厂……就算利润不进地方账房，单是招工、供粮、租地、修路这些事，就够本地市面活泛起来。

    说白了，就是白得一份兴旺。

    所以新计划刚露风声，朱高炽就抢着递折子，生怕慢一步被别人占了先。

    这事本不算密，朝中官员早听闻了。这几日，朱雄英案头堆的奏章，几乎全是求纳入计划的。

    有的干脆写明：某处荒坡已整好，只待建缫丝厂；某段官道旁备妥地基，就等纺纱机进场；还有人连用工名录、原料来源、销路去向都列得清清楚楚，只等天子一点头，明日就开工。

    朱雄英看着，嘴角微扬。

    起初谁都不当回事，等真看见工厂冒烟、铁路通车、银钱哗哗流进地方库房，才一个个坐不住了。

    如今大明上下都明白：工厂就是摇钱树，谁家地上厂子多，政绩就厚实！

    只是这些人眼界还窄，光盯着铁器、布匹、火药这些老行当。

    朱雄英却早把目光挪开了。

    民以食为天。

    下个五年，主攻农、牧、渔、食……种什么、养什么、怎么存、怎么加工、怎么上桌。

    而推动这一转向的关键之一，正是化学一道突飞猛进。

    朱雄英亲自推了一把，大明的化工，已跑在前头了。

    说到种地，自古以来，人把野草野谷驯成庄稼，靠的不光是力气和时令，更离不开肥。

    千百年前，华夏先民就摸索出沤肥的法子……粪土、秸秆、草灰堆在一起捂着发酵，慢慢就成了田里最实在的养料。这便是最早、最本分的肥。

    肥一上地，地就肯长东西。同样一块地，多养活几口人；多养活几口人，村子才稳得住，城池才建得起。华夏凭这个，比旁人早走了一大截。

    可眼下大明的情形不同了。老法子还管用，但已有些吃力。

    若没新工坊拔地而起，若没成千上万人从乡下涌进城里做工，若没官府修路通渠、设厂招人，大明人口再翻一倍，地也勉强扛得住。

    可惜，世上没有“若”。

    如今不光衙门缺人手，军营缺匠师，连田埂上都少了挽裤腿的汉子。谁不想进城？谁不想挣份安稳差事？

    粮产年年往上走，可脚步赶不上城里的砖瓦越垒越高。

    工业要立住脚，地里头得先扎得稳。

    所以朱雄英刚设天工局那会儿，就悄悄拨了人手，专攻化肥……不是沤出来的那种，是炉子里炼、罐子里合成的“新肥”。

    天工局是个总号，底下挂了多少作坊、多少屋子，连自己都数不清。化肥这一摊，单列一个所，人不多，但日日守着火炉、蒸馏器、冷凝管，熬了三年。

    三年前，他们真在瓶瓶罐罐里，头一回合出了尿素。

    肥分三样：补劲儿的氮肥、壮秆子的磷肥、防倒伏的钾肥。哪块地缺什么，得看土、看苗、看收成，不能瞎撒。

    实验室里凑出三样不难，难的是搬进大厂……怎么让废料变原料？怎么让蒸汽不白跑？怎么让一袋肥卖得比一斗米还便宜？

    朱雄英不懂农事细理。他只知道稻子分早稻晚稻，知道麦子能种两季，可具体哪天该施什么肥、施多少、往哪块地撒，他讲不出门道。

    这些得靠天工局的人蹲在田里试、记、算、教。得编成小册子，让巡检司的吏员挨村讲，让老农蹲在树荫下听明白。

    起初，那些穿青衫、戴护目镜的先生们，只当是做一件新物事。等第一批试验田的实测报上来，全愣住了。

    如今大明种麦，一亩收一百五十斤到三百斤不等；风调雨顺的好水田，顶天四百斤。

    水稻稍高些，也就四百多到五百斤，可它娇气，离不得水，只在南方有人种。

    除此以外，还有燕麦、粟、黍，近年又添了红薯、土豆、玉米，在各地零星落了根。

    主粮的盘子，跟后世已差不了多少。

    这两年各地兴修水利，粮产确有起色，可涨得慢，像溪水涨潮，一点点漫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