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事儿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北边缺人、缺货、缺手快的，南方不少商户便揣着本钱，顺着商道往北挪。

    水泥、钢材这些大件儿，自有官家牵头、大商接单；可针头线脑、布匹纽扣、搪瓷碗、玻璃镜……全靠民间自己跑、自己卖、自己吆喝。

    朝廷“以工代赈”不是白喊的口号。修城挖渠、铺路建仓，那些原先连裤子都补丁摞补丁的农奴，第一次领到现钱……不是施舍，是干一天活，拿一天工钱。

    手里有了铜子儿，心就活了。

    衣裳要新，被子要厚，孩子要穿双布鞋，媳妇想扯块花布做围裙……尤其那细软亮堂的棉绸，谁见了不眼热？

    可乌斯藏哪来的布？

    这儿千百年来就是农奴制……地主攥着地、攥着种籽、攥着磨坊和织机，农奴一年到头刨土流汗，收成全归东家。

    吃饱？能咽下几口掺沙子的青稞面，已是菩萨保佑；穿衣？一家五口轮着穿一条破袍子，真不是编的。

    本地织坊稀稀拉拉，织出来的粗麻布硬得刮脸。好布？全靠从大明内地运进来。

    运费翻三倍，价码再翻两倍，农奴们数都数不清一文钱能买几根线。

    明军刚进乌斯藏时，农奴们蹲在墙根底下，眼珠子都不转一下。

    换谁当老爷，不都一样抽鞭子、催租子、夺口粮？他们压根儿没“剥削”这个词，只当生下来就该这么熬着。

    至于军爷们喊的“翻身”“分地”“自己做主”……听都懒得听。不是不信，是不敢信……太美了，美得像庙里画的极乐世界，看了反而心慌。

    直到第一筐窝窝头递到手里。

    那玩意儿黑乎乎、硬邦邦，掰开还带点酸味……是缴获的陈麦混着糙米蒸的。

    军中厨子连夜赶工，蒸成拳头大小的团子，扛饿、耐存、好分发。

    每人每天仨，多一个没有。

    不是怕人吃饱造反，是真怕饿极了的人狼吞虎咽，活活撑死。

    等城中秩序稳住些，军士和文吏就一块儿动手，把人拢起来：挖沟的挖沟，搬砖的搬砖，丈量地界的拿尺子，记账的提笔蘸墨。

    头几天，干一天活，一人领三份口粮……一家子老小，出一个壮劳力，全都能填饱肚子。

    不是朝廷不肯发钱，是发了也白搭。

    城里没多少东西可买，粮食更是军管物资，连集市都没开张；就算开了，农奴们摸着铜钱，连“一文”“十文”都分不清，更别说算账找零。

    给钱？不如给饭实在。

    等大家踩稳了步子，报酬就悄悄变了：一半粮食，一半铜钱。

    同时，官设的粮铺也支起摊子……想领粮，行；想拿钱买粮？价格还更便宜些。

    慢慢地，人们摸铜钱的手熟了，算账的声音响了，连娃娃都知道攥紧两枚铜板，去换半块糖糕。

    不到二十天，所有差事的工钱，全换成明晃晃的铜钱、银角子。

    说起来麻烦，其实顺得很。

    乡下人早被整编进城，军事化管着，号子一响，人就到位；口令一落，活就开干。没吵没闹，没拖没赖。

    大明的钱，终于在这片冻土上，一文一文，扎下了根。

    往后的事，就好办多了。

    起初工钱不高……朝廷本就没打算赚钱，图的是稳住人心、托住日子。

    等百姓灶膛里有了柴火，门楣上挂起新帘子，街角冒出第一家杂货铺，市面自然就活了。

    城越修越大，活儿越来越多：木匠、铁匠、挑夫、记账的、管仓库的……岗位一放出来，十里八乡的人都往城里奔。

    人一多，买卖就旺；买卖一旺，南边的茶叶、西边的皮货、东边的瓷器，也就跟着商队，一车一车碾进乌斯藏的街巷。

    按老理儿，这变化得熬十年八年，甚至二三十年。

    二十年前？路不通、货难运、人难留，一百年也未必转过这个弯。

    可如今……几个月，就够了。

    新城市刚冒头，北方、南方的商人就蜂拥而至。

    按说这儿老百姓手里没几个钱，来这儿做生意，八成是赔本买卖。可他们偏偏来了，还来得又快又多。

    为啥？图的压根不是牧民、农奴兜里那点碎银子……全掏空了，也填不满一个钱袋子。真正让他们眼热的，是那些在内地见都没见过的稀罕物。

    乌斯藏，向来蒙着一层神秘面纱。这地方山高路远、人烟稀少，连大明朝廷都摸不清底细。正因如此，随便从哪儿翻出件旧物件，编几句似模似样的来历，立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