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背的汗已经把衣服黏在了身上。

    “好！好！年轻火力壮！这大热天跑外勤，不容易！”赵村长笑着点点头，目光在卫辰汗湿的背心上扫过，“进屋喝口凉水？”

    “不了不了，赵村长，赶时间！”胡松年连连摆手，汗水顺着下巴滴落，“劳您驾，赶紧跟乡亲们吆喝一嗓子？轧钢厂收东西，老规矩，现钱！有东西的赶紧来！”

    “得嘞！你们树荫下歇口气！”赵村长也不废话，转身进了村部。很快，村部屋顶那根歪杆子上挂着的、锈迹斑斑的铁皮喇叭，发出了刺耳的电流嗡鸣声，接着是赵村长那带着浓重乡音、被喇叭放得有些失真的喊话： “喂！喂！老少爷们儿！轧钢厂的胡同志又来收东西啦！收鸡蛋！收山货！收野味！按老价钱，现钱！手头有的赶紧拿村部来换！过这村没这店啦！……”

    这广播如同在闷热的池塘里丢下块石头。各家各户的门吱呀作响，妇人、老人、半大孩子，纷纷从屋里探出头，有的手里攥着个小篮子用湿布盖着，有的提着个布口袋，有的背着个小背篓，脸上带着期盼，朝着村部树荫下快步走来，生怕错过了这难得的换钱机会。

    胡松年早已在村部门前找了块树荫下的平地，支好自行车。他拿出一个老旧的、黄铜秤盘被摸得油亮的杆秤，一个用麻绳系着的、沾着泥灰的秤砣，还有他那宝贝笔记本和钱夹。卫辰则赶紧把采购价目表展开铺在一块稍微平整的石头上，自己也躲进树荫里。

    很快，树荫下就围拢了二三十号人，大多是妇女和老人。他们穿着打补丁的汗衫或单褂，脸上、胳膊上都是汗津津的，手里拿着的东西就是他们对抗酷暑和贫瘠的一点指望。

    “胡同志！先看我的！家里鸡还等着喂呢！”一个头发花白、穿着灰色大襟褂子的老太太挤到最前面，布满老年斑的手里，紧紧攥着一个用湿布盖着的柳条小篮子。她小心翼翼地掀开湿布一角，露出里面白生生的鸡蛋，约莫十来个，码放得整齐，湿布显然是为了降温防裂。

    “王大娘，攒了几天啦？这天气鸡蛋可容易坏。”胡松年边问，边拿起一个鸡蛋，入手微凉，对着阳光仔细看了看（检查是否散黄），又轻轻掂了掂。

    “攒了七八天啦！天天搁凉水盆里浸着，坏不了！”王大娘语气笃定，浑浊的眼睛紧盯着胡松年的手。

    “嗯，好蛋！十二个，个顶个的瓷实！”胡松年数完，翻开价目表给王大娘看。虽然她可能不识字，“十二个鲜鸡蛋，完好，八分一个……九毛六分。”他从钱夹里数出九张一毛的毛票，又仔细数出六枚一分钢镚，递过去：“大娘，您收好！点点！”

    王大娘枯瘦的手指颤抖着接过钱，汗水顺着她深深的皱纹流下，滴在钞票上。她一张张、一枚枚地数，嘴唇无声地蠕动，数了两遍，才紧紧攥在手心，按进贴身的衣兜里，脸上露出如释重负又带着点喜悦的笑容：“对！对！谢谢胡同志！” 这钱，能买盐，能打灯油，或许还能给孙子买根冰棍儿解解馋。

    “胡同志！瞅瞅我的木耳！刚晒透的！”一个精瘦的中年汉子挤上前，从背篓里拿出一个沉甸甸的布袋，打开，乌黑油亮的干木耳散发出一股子阳光和菌类特有的香气。“今年头茬‘黑牡丹’，沙土都筛干净了！您过过眼！”

    胡松年抓了一把，在手里搓了搓，又凑近闻了闻，点点头：“嗯，干透，没捂味儿，杂质少。称称。”木耳倒进秤盘，秤杆提起。“三斤二两高高的！”

    “三斤二两？我家里秤是三斤半……”汉子小声嘀咕，抹了把额头的汗。

    胡松年把秤杆递过去，指着秤星：“老哥，你看，三斤二两，翘尾巴了，足秤！厂里价，黑木耳干品，一斤一块二。三斤二两……三块八毛四分。给你算三块八毛五！” 他指着价目表，语气肯定，那多出的一分钱像是烈日下的一丝凉风。

    汉子看了看秤星，又看看价目表，咧嘴笑了：“行！胡同志爽快！听您的！” 三块八毛五，够割几斤肥肉炼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