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那份措辞客气、印制着红色抬头的正式请柬，并且有底气、有心情坦然赴会的，多是厂机关各科室的干部子弟、技术部门的绘图员技术员、宣传科或工会的文艺骨干、以及一些退伍转业安置的军人或军属代表。

    这些人，或是家庭条件相对优越，或是有一定文化，言谈举止间带着与一线工人迥异的气质。

    他们谈论的话题，可能是某部内部放映的苏联电影，可能是报纸上的国际形势，也可能是某本难得流传的文学手抄本。

    而对于绝大多数在震耳欲聋的车间里、在油烟缭绕的灶台前、在沉重体力搬运中度过每一天的青年工人们来说，那个灯光柔和、摆着糖果瓜子、飘荡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音乐的俱乐部会场，更像是一个遥远而拘谨的舞台。

    他们去了，常常手足无措，插不上话，仿佛隔着无形的玻璃墙，那种微妙的隔阂与自卑感，比完成一天的生产定额更让人疲惫。

    久而久之，主动报名者寥寥，工会往往需要“动员”或“邀请”，而这联谊会，也就在某种程度上成了特定人群的社交沙龙。

    今年，筹备会议刚开，一个名字就让工会的几位干事感到头疼——何雨柱。上次他那番石破天惊的“当面求偶”操作，余波未平，已然成为厂里经久不衰的笑谈。这次，到底要不要给他发请柬？

    在弥漫着劣质烟草气息的工会小办公室里，负责具体事务的李大姐和两位男干事老张、老王，围着一张漆面斑驳的办公桌，眉头紧锁。

    “何雨柱同志这情况……太特殊了。” 老王狠吸了一口烟，吐出浓浓的烟雾，“不请他吧，怕他又有意见，觉得组织不关心他，再闹出什么动静来。请了他吧……”

    他摇了摇头，没往下说，但未尽之意谁都明白：怕他把好好的联谊会搅得鸡飞狗跳，沦为全厂更大的笑柄。

    老张叹了口气，用指尖弹了弹烟灰：“是啊，他那脾气，点火就着。去了万一跟哪个女同志说话不对付，或者又做出什么惊人之举，咱们这活动就算彻底砸了。别的青年职工还怎么正常交流？”

    李大姐扶了扶度数不浅的眼镜，也为难地揉了揉太阳穴：“从工作角度讲，他确实是我们的工作对象，大龄，单身，诉求强烈。上次虽然方式不当，但也反映了问题。如果我们因为他可能‘惹麻烦’就把他排除在外，这不符合工会‘关心职工生活’的宗旨，传出去也不好听。可这尺度，实在不好把握。” 三人议论半晌，谁也拿不出个稳妥主意。

    最后，问题被摆到了工会赵主席——一位从部队转业、作风雷厉风行却也最头疼这类“婆婆妈妈”事情的老革命——面前。

    赵主席听完了汇报，浓黑的眉毛拧成了疙瘩，在办公室里踱了两圈步，猛地站定，大手一挥：“发！请柬照发！何雨柱是正经的工人阶级，是咱们轧钢厂的生产骨干！他个人是有缺点，上次行为是鲁莽，但越是这样，越说明他需要组织的正确引导和关怀！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更不能因为怕担责任就把有实际困难的同志拒之门外！这是立场问题！”

    他顿了顿，语气稍微缓和，但依然斩钉截铁：“至于他去了以后怎么样，有没有女同志愿意和他交流，那就是他自己的问题了。我们只搭建平台，创造机会，不包办，更不担保！但是，请柬发下去的时候，话要说到位，要强调纪律，提醒他注意场合，注意言行举止！李大姐，这个工作你负责落实，一定要把道理跟他讲清楚！”

    主席拍了板，下面的人只能执行。于是，一张散发着淡淡油墨香味的浅红色请柬，经由食堂马主任那双沾着油渍的手，递到了刚挥完大勺、正用湿毛巾擦着满头蒸腾热汗的何雨柱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