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话筒（其实是个简单的铁皮喇叭）说：“我……我给大家唱一首《红梅赞》，唱得不好，请大家批评。”

    他的嗓音不算嘹亮，甚至有些单薄，但唱得很认真，很投入，带着那个时代青年特有的、对革命英雄主义的真诚向往。一曲唱罢，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尤其是一些女同志，投去了赞许的目光。

    接着，一位来自纺织厂的女工，落落大方地走上台。她长得不算特别漂亮，但圆脸大眼，笑容甜美，充满朝气。

    “我给大家跳一段《洗衣舞》。” 音乐响起，她随着欢快的节奏，模仿着藏族姑娘洗衣、泼水、嬉戏的动作，虽然舞蹈简单，但动作流畅，表情生动，充满了劳动的喜悦和青春的活力。她的表演赢得了更响亮的掌声和叫好声，不少男青年看得目不转睛。

    还有一个机修车间的小伙子，居然带来了一把保养得很好的二胡。他有些腼腆地坐到舞台中央的椅子上，试了试音，然后屏息凝神，开始演奏《赛马》。

    琴声起初有些生涩，但很快进入状态，那急促跳跃的节奏，模仿骏马奔驰的旋律，被他演绎得颇有几分气势，虽然技法上远非专业，但那份敢于表现的勇气和营造出的热闹氛围，依旧赢得了满堂彩。

    傻柱一直僵坐在那个昏暗的角落，像个局外人一样，呆呆地看着舞台上轮番上演的节目，听着周围一阵阵爆发的掌声和欢笑声。

    唱歌？他不会，顶多跟着广播瞎哼哼。跳舞？杀了他也学不会那扭来扭去的动作。拉琴？他连二胡有几根弦都搞不清。

    他唯一引以为傲、并能带来实实在在成就感和收入的“才艺”，就是那一手掂勺炒菜的功夫。可难道让他上台表演个切土豆丝？或者现场来一段颠勺？那不成要猴的了？他自己都觉得荒谬可笑。

    在这个需要展示“文化”、“情趣”、“修养”的场合，他感到自己像个彻头彻尾的废物，一无是处。他只能像个被设定好程序的木偶，跟着别人机械地拍手，脸上努力挤出他认为应该有的“欣赏”笑容，可那笑容僵硬而短暂，转瞬即逝，剩下的只有越来越深的无措、自卑和一种被隔离在欢乐之外的冰冷孤独。

    他看着那些在舞台上从容表演、在台下谈笑风生的男青年，再看看自己这身不合时宜的衣服和空空如也的双手，一种近乎绝望的无力感，像冰冷的藤蔓，悄悄缠紧了他的心脏。

    表演环节在又一阵掌声中结束。主持人宣布进入“自由交流与联谊”时间。留声机再次被启动，换上了节奏更为舒缓、旋律带着异国情调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会场前方的几盏大灯被关掉了几盏，光线顿时柔和朦胧了许多，似乎有意为青年们的私下交流营造一种更轻松、更私密的氛围。

    早已按捺不住的青年们开始离开座位，走动起来。胆子大、条件好的男青年，开始主动走向那些早已留意到的、或独自一人、或与女伴在一起的女同志，脸上堆起自认为最得体、最热情的笑容，伸出手，自我介绍，寻找话题攀谈。

    女同志们大多面带羞涩，轻声回应，有的则与同伴形成小圈子，一边低声说笑，一边用眼角的余光悄悄打量着走近的男青年，互相交换着眼神，发出会意的、压低的笑声。

    傻柱坐在原地，看着眼前这幅逐渐生动起来的“众生相”，心里像有一百只爪子在挠。他也看到了几个长得挺顺眼、看起来脾气也挺温和的女同志，独自坐在不远处的桌边，或者和女伴低声交谈。

    一股强烈的、近乎本能的冲动在他胸腔里冲撞：去！站起来！走过去！说句话！你不能白来这一趟！你是来干嘛的？一大爷说了，要主动！秦姐也鼓励你了！你有工作！有工资！怕什么？

    他不断地给自己打气，反复默念着事先想好的、自以为得体的话术：“同志你好，我是轧钢厂第一食堂的何雨柱，很高兴认识你……” “我是炊事员，平时喜欢研究做菜……” 他在心里反复背诵，仿佛这样就能增加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