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出所会议室里烟雾缭绕，呛得人睁不开眼。刘富国坐在长桌尽头，面前摊着一摞卷宗，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旁边放着一杯早已凉透的浓茶。他揉了揉布满血丝的双眼，又看了看墙上的挂钟——凌晨两点。这是案发后的第三天，他已经整整三个晚上没有回家了。

    会议室里坐了十几个人，全是所里的骨干民警，每个人面前都堆着厚厚的材料，但谁也没有说话。沉默像一堵无形的墙，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角落里，一个年轻民警趴在桌上打盹，手里还攥着半支没抽完的烟；另一个老民警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眉头紧锁，像是在想什么，又像是什么都没想。

    刘富国咳嗽了一声，打破了沉默：“都说说吧，查到什么了？”

    没有人接话。过了好一会儿，一个民警才开口：“刘所，我们这一组把银行周边所有商铺、摊贩都走访了一遍。有个卖茶叶蛋的老太太说，当天上午确实看到一个骑二八杠自行车的中年女人从银行门口经过，后座上绑着一只帆布包。

    她记得挺清楚，因为那女人骑得不快，还在她摊子前停了一下，问了一句‘茶叶蛋多少钱一个’。老太太说两毛，那女人笑了笑，说‘太贵了，买不起’，就骑车走了。之后就没再见着人。”

    “就这些？”

    “就这些。老太太说那天街上人不多，她也没太注意那女人往哪个方向去了。我们后来又问了其他几个摊贩，都说没印象。”

    刘富国把烟头按灭在烟灰缸里，又问：“卡口那边呢？有没有查到出城的记录？”

    另一个民警接过话头：“查了。全城四个出城卡口，当天上午十点到下午三点之间的所有人员、车辆登记记录，我们全部核对了一遍，没有发现刘喜凤的名字，也没有发现符合她体貌特征的女性出城。不过……”他顿了顿，“卡口的民兵说，当天上午十一点多下了一阵小雨，执勤的人躲雨去了，有大约半个小时的盲区。如果她是在那段时间出的城，可能没有被登记到。”

    “下雨？”刘富国皱起眉头，“那天上午就下雨了？”

    “一阵小雨，不大，下了不到半个小时就停了。真正的大雨是晚上，下了整整一夜。”

    刘富国没有说话。他拿起桌上那卷卷宗，翻开第一页，上面是刘喜凤的照片——一张黑白证件照，四十来岁的女人，圆脸，短发，眉眼温和，嘴角带着一丝浅浅的笑意。他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心里泛起一阵说不清的烦躁。这案子太蹊跷了。一个干了十年的老出纳，一个有家有口的中年女人，就这么连人带钱凭空消失了？他干了二十多年公安，见过形形色色的案子，可这么诡异的，还是头一回。

    “刘所，要不……扩大搜索范围？”一个年轻民警试探着问，“把周边的县市也查一遍？”

    “查？怎么查？我们一共就这些人，把全城翻了一遍已经够呛了，还扩大到周边县市？”另一个老民警摇头，“再说了，那十万块钱要是真被她带走了，她肯定早就跑远了，这会儿说不定已经出了省，上哪儿找去？”

    “那你说怎么办？就这么算了？”

    “我没说算了，我是说……得换个思路。”

    “换什么思路？还能有什么思路？人没了，钱没了，连个影子都没留下，这就是一桩无头案！”

    会议室里又陷入沉默。刘富国没有接话，他站起身，走到窗前，推开窗户。夜风灌进来，带着一股湿冷的土腥味——前几天那场大雨的余韵还没散尽。他点了一根烟，看着窗外黑洞洞的夜色，心里堵得慌。

    区领导的话还在耳边回响：“三天，我要一个交代。”今天是第三天。明天，他拿什么交代？

    另一头，铝合金厂家属院深处，那扇深红色木门里，王自峰也没有睡。

    他坐在桌边，桌上摊着一本相册。相册里全是妻子和女儿的照片：刘喜凤抱着女儿站在厂门口，笑得眼睛弯成月牙；一家三口在公园里划船，阳光洒在水面上，波光粼粼；女儿过生日，刘喜凤蹲在她面前，手里托着一块小小的蛋糕，脸上沾着奶油，笑得像个孩子。

    他翻着翻着，手指停在一张照片上——那是他们结婚时的合影，刘喜凤穿着红棉袄，扎着两根辫子，低着头，羞涩地笑着。那一年她二十三岁，他二十五岁。

    “喜凤……”他低声叫了一声妻子的名字，喉咙发紧，眼眶一阵酸涩。

    这三天，他白天跑派出所，晚上跑铝合金厂保卫科，逢人就问：“见着我媳妇儿没？你们见着我媳妇儿没？”一开始还有人同情他，安慰他两句。

    后来，人们看他的眼神变了——那种眼神里有同情，但更多的是一种审视、一种怀疑。有人在他背后指指点点：“他媳妇儿偷了十万块钱跑了，他还能不知道？说不定就是两口子商量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