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六点半，天刚蒙蒙亮，派出所院子里已经站满了人。刘富国穿着半旧的中山装，站在台阶上，手里夹着一根没点的烟，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

    他身后站着七八个民警，周建国也在其中，正低头整理着腰间的皮带。院子里停着一辆吉普车和两辆自行车，车座上还挂着水珠，昨夜又下了场小雨，地面湿漉漉的。

    卫辰从会议室走出来，大黄跟在他脚边，精神抖擞，尾巴微微上翘，乌黑的眼睛在晨光里闪着亮。他换了一身旧工装，裤腿扎进解放鞋里，腰间别着一个军绿色的帆布包，包里装着笔记本、钢笔、放大镜和一卷皮尺。刘富国看到他出来，掐了烟，迎上去：“卫辰同志，人都到齐了。你看，怎么安排？”

    卫辰扫了一圈院子里的人，没有急着说话。他蹲下身，摸了摸大黄的脑袋，然后站起来，走到刘富国面前：“刘所长，今天我把话说在前头。咱们今天是去做一件事——把刘喜凤当天走过的路，一步不落地重走一遍。我从铝合金厂大门出发，带着大黄，沿着她可能走的每一条路，一直走到银行，再沿着银行往回走。我需要两个人在后面跟着，保持距离，不要靠太近，也不要出声，免得影响大黄判断。”

    刘富国想了想：“行。我让周建国和另外一个同志远远跟着。”

    卫辰点了点头，又补了一句：“不要穿制服。”

    刘富国愣了一下，随即反应过来，朝周建国挥了挥手：“去换便衣。”

    周建国应了一声，带着另一个年轻民警进屋换衣服去了。院子里安静下来，只有风吹过树梢的沙沙声。卫辰没有再多说，转身朝院门口走去。大黄跟在他身边，步伐轻快，尾巴微微摇着，像是在说：走吧，该干活了。

    从派出所到铝合金厂大门，步行大约二十分钟。卫辰没有骑车，带着大黄一路走过去。他走得不快，但每一步都很稳，目光始终落在前方，偶尔停下来看看路两旁的建筑和街道。

    清晨的街道上行人不多，只有几个赶早班的工人骑着自行车匆匆驶过，车铃声响得清脆而急切。路边早点摊冒着白气，卖豆浆的老头儿正往碗里舀糖，看到卫辰带着一条大狗走过，多看了两眼，没敢搭话。

    到了铝合金厂大门，卫辰停下来。铝合金厂保卫科的人已经在门口等着了，是科长姓孙，四十多岁，瘦高个，看到卫辰带着狗过来，连忙迎上前：“卫辰同志，你们来了。今天要怎么查？”

    卫辰站在厂门口，没有急着进门。他四下看了看，又低头看了看地面，问：“刘喜凤当天早上是从这个门出去的？”

    “对。”孙科长点头，“她早上八点准时到厂里，打了卡，去财务科拿了手续，然后骑着自行车从厂大门出去，往银行方向走的。”

    “她平时上班走哪条路？”

    “她家在城东那片家属院，离厂里不远，平时骑自行车上班，走的是厂门口那条大路，往东拐进建设街，再往南走到家属院。她骑车快，一般十几分钟就到了。”

    卫辰点了点头，又问：“她那天去银行，是走哪条路？”

    孙科长想了想：“也是走建设街，然后往西拐，穿过老城墙根那条巷子，再走一段就到银行了。那是最近的一条路，她每次都走那条。”

    卫辰把这些话记在脑子里，又问了一句：“你确定她那天走的是那条路？”

    “确定。”孙科长说，“那天早上她在厂门口碰见我们保卫科的老赵，还跟他打了个招呼。老赵问她这么早去哪儿，她说去银行取工资。老赵后来跟我说的，她走的就是建设街那条路。”

    卫辰没有再问。他蹲下来，从帆布包里拿出一件东西——那是昨天王自峰交给他的一件刘喜凤常穿的蓝布工作服。他把工作服凑到大黄鼻子前，让大黄仔细嗅了嗅，然后拍了拍它的脑袋：“大黄，找。”

    大黄低下头，鼻尖贴着地面，在厂门口来来回回嗅了几遍，然后抬起头，朝着建设街的方向看了一眼，迈开步子，稳稳地走了出去。卫辰跟在它身后，没有催促，没有打断，只是安静地跟着。大黄走得不快，但每一步都很坚定，偶尔停下来，低下头嗅一嗅地面，又继续往前走。

    建设街是一条老街道，两旁是低矮的平房和几家杂货铺。这会儿时间还早，杂货铺大多没有开门，只有一家早点铺子正在支棚子，老板把一摞蒸笼搬到门口，热气腾腾的白雾在晨光里散开。大黄走到早点铺子跟前时，脚步慢了一下，鼻尖朝那个方向嗅了嗅，但没有停留，继续往前走。

    卫辰注意到了这个细节，但什么也没说。他跟在后面，目光始终落在大黄身上，同时用余光打量着路两旁的每一个角落——他要把这条路，刻进脑子里。

    走过建设街，拐进老城墙根那条巷子。巷子不宽，只能容纳一辆自行车通过，两旁是灰扑扑的砖墙，墙上爬满了枯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