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6月的风，裹着长江中游的硝烟，吹进了上海法租界。鬼子与国府的枣宜会战的消息传得越来越细，宜昌失守后，日军铁蹄又往前踏了一步，此时他们已占领了大半个中国。

    东北三省早已沦为敌手，华北平原的麦田里插着刺眼的太阳旗。华东的南京、苏州陷落后，华中的武汉、宜昌也相继落入日军手中，再算上华南的广州、厦门等地，日军占领的国土面积已超过百万平方公里，像一块沉重的黑布，压在国人的心头。

    三柱是从鸿运楼的食客嘴里听到这些的。那天中午，两个穿长衫的读书人坐在角落，压低声音说：“国府的兵在枣宜拼得凶啊，听说张自忠将军都殉国了。可鬼子的装备太好，国府军队还是没能守住宜昌，被鬼子占了去。”

    话没说完，就被旁边的伙计悄悄看了四周。法租界里虽能说几句实话，却也怕被鬼子的眼线听去。

    三柱端着刚沏好的茶走过去，放下时轻声说：“乱世里活着不易，国府军队还能拼就还有希望。”

    那两个读书人愣了愣，随即对着三柱拱了拱手，没再说话，只闷头喝茶。后厨里，张振庭也听说了前线的事，炒琉璃九转大肠时，手里的炒勺顿了顿：“好歹是在拼，总比当汉奸强。”他这话，说的是那些投靠日军的败类，也像是在给自己打气。

    苏婉清熬药时，也常从收音机里听到国府抵抗的消息。虽大多是“阻滞日军进攻”“双方激战中”的模糊表述，可她知道每一个字背后，都是无数官兵在战场流血。

    “相公，咱们研制的消炎新药，得加快点节奏了。”

    她把刚熬好的疡炎灵液装瓶，指尖因为长时间捏着玻璃瓶而泛白，“前线拼得这么凶，伤兵肯定更多了。”

    三柱点点头，夜里去仙府取云露仙泉时，特意多取了些，方便苏婉清多做些药剂出来，让这清冽的泉水，多配出些救命的药。

    日子就在熬药、经营鸿运楼的节奏里，悄悄滑过了六个月。转眼到了12月，上海的天越来越冷，日占区的氛围也愈发压抑。街上的日本兵少了，取而代之的是穿着黑色制服的汪精卫伪政权特务，他们挎着枪，眼神阴鸷，挨家挨户地查“革命分子”，连小商贩的担子都要翻来覆去搜几遍。周福安去采买药材时，回来跟三柱说：“仁心堂的李老板，就因为给一个穿军装的人抓了两副治伤的药，被特务带走了，到现在还没放出来。”

    三柱皱紧眉头，叮嘱周福安：“往后采药，别说是给家里用，就说鸿运楼熬汤用的配料。再找几个伙计轮流去，别总让你一个人跑。”他心里清楚，伪政权的特务越来越疯狂，稍有不慎不仅药材采不到，还可能连累一家人。

    平静被打破的那天，是个阴天、三柱刚陪张婉打完晨练，正坐在堂屋里喝茶，忽然听到法租界中心方向传来“砰！砰！”的枪声，不是零星的枪响，是急促的、像爆豆似的连环枪声，还夹杂着几声吆喝。

    “怎么回事？”苏婉清从实验室跑出来，脸色发白三柱赶紧起身，走到窗户前撩开窗帘往外看，巷口有几个行人慌慌张张地跑过，嘴里喊着“打起来了！打起来了！”。

    没过多久，周福安从外面回来，跑得气喘吁吁，一进门就找到他说道：“东家，是军统的人！在新亚大酒店那边刺杀了汉奸张啸林，听说已经是第四次刺杀了！”

    “张啸林？”

    张振庭从后厨出来，手里还拿着锅铲:“就是那个青帮的？之前听说他不肯离开上海，还想跟日本人合作，当了汉奸！”

    周福安点点头，压低声音说：“没错！这人之前帮着蒋光头迫害过革命志士，现在又投靠日本人，军统早就想除掉他了、前面三次刺杀都让他跑了，这次听说在酒店的走廊里交了火，特务们还在搜，租界的巡捕也出动了乱得很！”

    三柱皱着眉，心里盘算着张啸林是青帮三大亨之一，在上海的势力不小，他被刺杀，法租界的治安肯定会更严，伪政权的特务说不定会借题发挥，到处抓人。

    “福安，你最近别出去采药了，让后厨的刘满仓去，他脸生不容易被盯上。”

    三柱叮嘱道:“还有，鸿运楼今天先关半天门，等外面平静了再说，别让伙计们出事。”

    周福安应下，转身去安排苏婉清走到三柱身边，轻声说：“这下法租界也跟着不太平了，咱们的药往后送出去，怕是更难了。”

    三柱握住她的手，语气坚定：“再难也会有人送的，前线的弟兄们还等着呢？他们会再绕远些，从苏州河的支流走，总能把药送出去。”

    没过多久，枪声渐渐停了，可法租界里的紧张氛围却没散，街上的巡捕和伪政权特务多了起来，挨家挨户地查问，连石库门的巷口都站了两个特务，盯着进出的人、张振庭从伙计那儿听说，张啸林这次还是没被杀死，躲进了酒店的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