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洗的照片送了过来。陈主编接过照片。灯光下，李大虎甩头敬礼的瞬间被定格得清晰无比，身后的厂旗像一团燃烧的火。他盯着照片看了很久，又把笔记本翻到前面，看赵记者记下的那些“事迹”。

    办公室里静得能听见挂钟的嘀嗒声。

    “主编，”赵记者压低声音，“咱们身边……真有英雄啊。”

    主编没说话。他站起来，走到窗边。窗外是沉睡的北京城，只有长安街的路灯还亮着，像一条发光的河。

    “这个李大虎……”老陈忽然开口，“我早就听说过。”

    赵记者一愣。

    “去年，那首《祖国不会忘记》——记得吗？就是李大虎写的。”

    赵记者张大了嘴。

    “但我没想到……”陈主编走回桌前，手指点着笔记本，“他干了这么多事。”

    他重新戴上老花镜，又看了一遍那些字句。然后抬起头，看向墙上的日历——1959年10月1日，已经翻过去了。

    “明天的头版，”陈主编说，“已经定了。大阅兵，不能动。”

    赵记者急了：“可是——”

    “后天开始。”陈主编打断他，“连载。写李大虎的英雄事迹，写他那句话，写他这个人和这个时代。”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排班表：“把一版二版那几个笔杆子硬的，都给我叫来。现在就去叫。”

    “现在？”

    “现在就叫。”陈主编的声音不容置疑，“每人交一篇稿子。角度不同，但都写李大虎。我亲自审。”

    赵记者抓起电话就拨。一个，两个，三个……。

    不到半小时，编辑部里已经挤了七八个人。烟雾缭绕，茶杯冒着热气。

    陈主编在办公室中央，手里拿着赵记者的笔记本：“都听好了。这个李大虎，二十一岁，轧钢厂保卫科长。破过大案，立过大功，今天国庆游行打旗，说了句‘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

    他把笔记本传下去：“赵记者采访到的材料，都看看。但我要的不是事迹罗列——我要的是这个人！是这个人和这个时代的关系！”

    一个老记者扶了扶眼镜：“主编，角度呢？”

    “你，”陈主编点了一个，“写他的成长。一个普通军人，怎么成长为能破故宫大案的保卫干部。”

    “你，写他和工人们的关系。为什么那么多老工人提起他，都竖大拇指。”

    “你，写他那句话。‘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挖掘背后的时代精神。”

    “赵记者，”老陈最后看向他，“你写今天游行。写他打旗的样子，写他说那句话时的神情。要画面感，要感染力。”

    任务分派下去，陈主编回到自己办公室，关上门。

    他重新打开赵记者的笔记本，翻到最后一页那两栏内容。

    左栏：可公开报道。

    右栏：暂不公开/需核实。

    老陈拿起红笔，在右栏的“裤裆藏枪”和“阻击特务”两行字下面，各划了一道横线。然后在这两行旁边，写了两个小字：隐去。

    有些事，可以做，但不能说。

    有些功，可以立，但不能彰。

    这是这个时代的规则，也是保护一个人的方式。

    他想起很多年前，自己还是个年轻记者时，也写过这样的英雄。后来呢？后来起风了，有些人倒了，有些人沉默了，有些人……消失了。

    但这个李大虎，不一样。

    老陈看着桌上那些照片。照片里的年轻人，眼神清澈，脊梁挺直，身后是猎猎飞扬的红旗。

    “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

    老陈喃喃重复着这句话，忽然笑了。

    也许，这个时代，真的在孕育着不一样的人。

    也许，这次，英雄的故事，可以有一个不一样的结局。

    他坐回桌前，铺开稿纸，拿起钢笔。笔尖在纸上悬了片刻，然后落下：

    系列报道开篇：《旗手·卫士·新时代工人——记首都轧钢厂保卫科长李大虎》

    副标题：“我们这一代人，是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

    李大虎推着自行车进院时，日头已经西斜。

    院子里静悄悄的，只有秋风吹过柿子树叶子，发出哗啦啦的声响。他把车支在墙根，正要往屋里走，忽然听见后院传来小妹脆生生的声音：

    “左边！再往左边一点！对！就那个！最红的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