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一早，李大虎没在保卫处多待，直接去了缝纫厂。

    找到赵卫国，先问正事：“卫国，帽子这边，产量现在稳住了吧？兔皮还能撑多久？”

    赵卫国领着他在车间里边走边汇报：“现在一天稳稳当当五十顶。兔皮库存，按这个进度，还能做一个月的。现在库里还有六七顶成品，每天出的刚好够，基本是零库存周转。等这批皮子用完，咱们就得转产了，手套、套袖，还有总厂要的工作围裙，得提前备料。”

    李大虎看了看车间。

    “弄得不错。”李大虎点点头，这才提起另一件事，“对了，有个人，下礼拜过来，你给安排个临时工的位置。”

    “谁啊？”

    “二虎的对象，叫于莉。”李大虎说，“你看安排在哪儿合适？要是你这儿不方便，我让她去兔场也行。”

    赵卫国一听，立刻摆手：“方便！方便！正好！我这儿正琢磨再加两个缝扣子、钉带子的呢，女同志干着合适。让她来吧。”

    两人正说着，厂区的大喇叭突然“刺啦”响了几声，紧接着，一个清晰而急促的，何雨水的声音传遍了整个厂区：

    “保卫处李大虎同志！保卫处李大虎同志！听到广播后，立刻到总厂厂部会议室，开紧急会议！重复，立刻到总厂厂部会议室，开紧急会议！”

    广播一连喊了三遍。

    车间里的工人都诧异地抬头看向喇叭。

    用厂区大喇叭直接点名呼叫一个干部去开会，这阵势，多少年没见过了。

    赵卫国：“处长，这……”

    李大虎心里一紧。厂部找他，电话找不到他才用广播，而且用了“紧急会议”四个字，这绝对不是小事。他朝赵卫国摆摆手：“把你自行车借我！”

    说完，也顾不上客气，推过赵卫国停在门口的二八大杠，飞身上车，脚下一蹬，朝着总厂办公楼方向疾驰而去。

    路上遇到的工人看见是他，都下意识地让开道路，没人打招呼，脸上都带着惊疑——刚才的广播，大家都听见了。

    赶到厂部会议室门口，李大虎平复了一下呼吸，推门进去。

    屋里已经坐满了人，段书记、杨厂长、李怀德，以及各主要车间、职能科室的一把手，全都到了。

    “不好意思，各位领导，来晚了。”李大虎赶紧道歉，找了个空位坐下。

    段书记摆摆手，没计较这个：“不晚，刚用广播喊的你。我们也以为你得等会儿才能到，挺快。”

    李怀德也在一旁帮腔，缓和了一下气氛：“是啊，我们也是刚落座。”

    看人齐了，段书记没半句废话，直接进入正题：“刚接到上级紧急通知。明天上午，有重要的外事任务——古巴领导人、工业部部长，切·格瓦拉同志，来华访问，将到我们红星轧钢厂参观！”

    李大虎心里猛地一跳。

    切·格瓦拉。

    这个名字像一道无声的闪电，劈开了他刻意深埋的、属于另一个时空的记忆。

    不是这个时代报纸上那个符号化的“古巴同志”、“工业部长”，而是印在无数青年t恤上那张目光坚定、头戴贝雷帽、留着浓密胡须的脸庞，是那个被称为“浪漫革命家”、“理想主义圣徒”的传奇。

    在曾经的世界里，他的衣柜里，有一件始终舍不得扔的t恤，胸口印着的，正是这位“切”。阿根廷俚语里“伙计”、“兄弟”的称呼，跟随他一生，成为革命与浪漫的代名词。

    卡斯特罗的亲密战友，古巴革命胜利后的国家银行行长、工业部长，推行土改、国有化、扫盲、全民医疗……然后，在1965年，在权力和安逸的顶峰，放弃一切——国籍、官职，毅然返回丛林，先去刚果，再战玻利维亚，最终在1967年10月9日，被俘牺牲。

    这是一个将理想主义践行到极致，甚至践行到自我毁灭的图腾。

    是无数人心中的“亚圣”，是二十世纪革命浪漫精神最后、也最耀眼的火焰。

    前世的李大虎，无法不为之身上那种纯粹的、不计得失的、近乎殉道者的激情所震撼。

    那些年，穿切·格瓦拉的人很多，真正读过他写的东西、了解他走过什么路的人很少。

    李大虎算一个。他看过《摩托日记》，看过《古巴革命战争回忆录》，知道一个学医的阿根廷青年，怎么在旅途中看到麻风病人的那一刻，决定放下听诊器，拿起枪。

    不是为了别的。是为了公平。

    那件t恤，与其说是崇拜，不如说是一种对某种稀缺精神的遥远致敬。

    而现在……这个活在t恤和书籍里的传奇人物，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