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知道，从今天起，王侍郎这个人，在胡惟庸那里已经死了。而在他这里，活了。

    两个字，说起来轻，做起来难。王侍郎递完信，回到户部，照常点卯、画押、核账，跟谁都没提这件事。同僚只当他近日气色好些，没人知道他袖子里揣着一封能掉脑袋的信，也没人知道他晚上回家，把这件事的原委写了满满四页纸，烧了三页，留了一页——留的那一页上只有一行字：某年七月十六，信递司里，副本存户部。此后生死，各安天命。

    而他不知道的是，同一时刻，相府书房里，胡惟庸对着另一份抄件发了半宿的呆。那份抄件是通政司的人抄给他的——王侍郎存档的记录，日期、经手人，一清二楚。

    存档。胡惟庸盯着那两个字，手指在案上敲了三下，递信的人抄副本存档，这是什么意思？这是先把退路铺好再递信——他早就防着这信是假的。

    能防着信是假的人，只有两种：一种从头就没信过，一种知道信从哪来。

    胡惟庸缓缓靠回椅背，眼睛半阖。他还没想明白王侍郎是哪一种，但他已经决定：从今往后，递给王侍郎的话，一句真的都不能再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