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诚说：“我去安排。”

    他转身要走，明楼叫住他。

    “还有一件事。明天我去特高课开会，山本一郎召集的。76号的人也会去。汪曼春、李士群、郑耀先，应该都在。”

    明诚说：“山本一郎召集的会？什么议题？”

    明楼说：“通报上没有写。只说讨论上海的治安问题。但这个时间点，梁仲春刚被抓，军火的事还没有查清楚，山本一郎突然召集各系统的人开会，不会是真的为了讨论治安。他一定有别的事。”

    明诚说：“我陪你去。”

    明楼点头。“去准备吧。”

    明诚出去了。明楼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又点了一支烟。窗外的天色开始暗下来，办公室里没有开灯，只有烟头的红光一明一灭。他抽完这支烟，站起来，走到窗边，掀开窗帘的一角。楼下的马路上，有一个卖糖炒栗子的摊子，摊主正在收摊。一个巡捕走过去，跟摊主说了几句话，摊主连连点头，推着车子走了。巡捕站在原地点了一支烟，抽了两口，也走了。

    这条街上每天都有巡捕，但这个巡捕是生面孔。明楼记住了他的脸。

    他放下窗帘，走回桌前，打开台灯。灯光照亮了桌上的一份文件，是明天要送给松本太郎签字的限价方案草案。他拿起笔，开始修改。笔尖在纸上划过，字迹工整而清晰。每一条措施，每一个数字，他都反复斟酌。这份草案表面上是为了稳住上海的经济，实际上，里面藏着三条暗线。第一条，通过限价，切断日本军方和上海黑市商人之间的利益链条。第二条，通过平价粮的分配，把一部分粮食转移到地下组织能够触及的渠道里。第三条，通过物资调配的数字游戏，让日本人对上海的真实物资储备量产生误判，为将来可能的反攻留出空间。

    这三条暗线，藏在密密麻麻的公文措辞里，像三根针藏在棉花里。不懂的人看了，只是一份普通的行政文件。懂的人看了，才能看出里面的门道。而能看懂的人，在上海不超过三个。明诚是一个。

    明楼改完草案，已经是晚上七点多了。他把文件收好，锁进抽屉里。然后他站起来，关了台灯，走出办公室。走廊里很安静，其他办公室的灯都灭了，只有走廊尽头的值班室还亮着灯。他走过值班室的时候，里面的值班员站起来，跟他打招呼。他点了点头，继续往前走。下楼，出了大门。明诚已经把车开到了门口。

    上了车，明诚说：“大哥，回明公馆？”

    明楼说：“不。去码头。”

    明诚看了他一眼，没有问为什么。车子发动，拐了个弯，朝码头的方向开去。夜色里的上海，比白天安静了许多。路灯的光照在空荡荡的马路上，把法桐的影子拉得很长。偶尔有一辆黄包车从旁边经过，车夫的脚步声和车轮的滚动声，在夜里听起来格外清晰。明楼坐在后座，看着窗外的街道，脑子里反复想着明天特高课的会议。山本一郎想干什么？汪曼春想干什么？郑耀先会怎么做？明天他将同时面对这三个人。这意味着，明天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表情，都要精确到毫厘。任何一点破绽，都可能被无限放大。

    车子开了半个小时，到了码头附近。明诚把车停在一个僻静的地方，熄了火。明楼下了车，明诚跟在身后。两个人沿着码头边上的仓库墙根走，走了一段，在一扇锈迹斑斑的铁门前停下来。明诚在门上敲了三下，停了两秒，又敲了两下。铁门从里面打开了，开门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穿着码头工人的粗布衣服，脸上满是皱纹。他看到明楼，没有说话，侧身让开。明楼和明诚走进去，铁门在身后关上了。

    仓库里堆着一排排木箱子，上面印着日文和中文的标记。这是从日本运来的军用物资，暂时存放在这里，等待转运。明楼走到最里面的一排箱子前，停下来。明诚走到旁边，撬开一个箱子的盖子。箱子里装的是日军的军服和皮带。明诚把手伸进去，摸了一会儿，从军服下面掏出一个小铁盒。他把铁盒递给明楼。明楼打开铁盒，里面是一卷微缩胶卷和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一行字：松本明日调粮船队出港，三艘，航线不变。

    明楼看完，把纸条递给明诚。明诚掏出打火机，点燃纸条，看着它烧成灰烬。明楼把微缩胶卷装进上衣内侧的口袋里，扣好扣子。然后他看了看周围，确认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那个开门的男人又出现了。明楼看着他。

    “这批货还有多久转运？”

    男人说：“后天。”

    明楼点了点头。“转运之前，把三号箱和七号箱的位置换一下。”

    男人说：“明白。”

    明楼和明诚走出仓库。铁门在身后关上了。两个人沿着原路走回去，上了车。明诚发动车子，驶离码头。车内，明楼的手伸进上衣口袋，摸了摸那个微缩胶卷。胶卷里拍的是码头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