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搜过，那就要想办法让她去搜。

    怎么搞清楚？问老陈。

    老陈在档案室，情报处所有的搜查记录都要归档。汪曼春搜过哪些地方，每次搜查带回了什么物品，档案里都有记录。郑耀先拿起电话，拨了档案室的号码。电话响了两声，老陈接的。

    “陈叔，是我。你帮我查一下，汪处长最近一个月的搜查记录里，有没有童虎的住处。地址是闸北宝山路仁和里七号。”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老陈没有问为什么要查这个，只是说：“等一下。”

    郑耀先拿着听筒等着。听筒里传来老陈拉开铁皮柜门的声音，翻档案的纸张声。过了大约三分钟，老陈的声音重新响起来。

    “有。十天前搜过。记录上写的是‘无有价值物品’。”

    郑耀先的心沉了一下。十天前就搜过了。搜过了，没有东西。如果现在这封信突然出现在童虎的住处，汪曼春一定会问：上次为什么没搜到？是搜查的人不仔细，还是有人后来放进去的？不管是哪个答案，都会引起她的怀疑。

    这条路走不通。

    郑耀先挂了电话，靠在椅背上。窗外天色已经暗下来了，槐树的影子投在窗帘上，黑黢黢的一团。他看着那团影子，脑子里在重新拼图。信不能放在童虎的住处。不能放在梁仲春的家。不能放在办公室。那这封信，还能从哪里“冒出来”？

    他想到了阿贵。

    阿贵是码头上那个搬运工。童虎找的人。那批军火就是阿贵动的手脚。阿贵现在也关在特高课的审讯室里。阿贵的住处，汪曼春搜过吗？很可能没有。阿贵只是一个底层的码头工人，在汪曼春眼里，他是工具，不是主谋。他的住处不值得搜。但如果汪曼春突然得到一条线索，说阿贵的住处可能藏着东西，她一定会去搜。

    而且阿贵的住处有一个天然的便利——阿贵是码头工人，他接触的人多而杂。三教九流的人都在码头上来来往往，丁默村的货也是从码头走的。阿贵替梁仲春做事，同时也可能替别人做事。他在码头工棚里藏一封信，完全说得通。

    郑耀先拿起电话，又拨了档案室。

    “陈叔，再帮我查一个。阿贵，大名叫王德贵，码头工人。汪处长搜过他的住处没有？地址应该是十六铺码头工人宿舍，三号工棚。”

    又是翻档案的声音。这次快一些，大约两分钟。

    “没有。档案里没有这个地址的搜查记录。”

    郑耀先放下电话。阿贵的住处没有被搜过。而且阿贵现在关在特高课，他的工棚空着。一个空着的码头工棚，进进出出的工人很多，管理松散，放东西进去比放进被查封的住处容易得多。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掀开窗帘的一角。院子里的路灯已经亮了，昏黄的光照着那棵槐树。老宋的摊子已经收了，街角空荡荡的。他放下窗帘，走回桌前坐下，拿起电话，拨了马组长的号码。

    “老马，你手底下有没有人，熟悉十六铺码头的？”

    马组长想了想。“有。小孙。他以前在码头上做过搬运工，十六铺那一带很熟。”

    “让他明天一早到我办公室来。”

    郑耀先挂了电话。他把丁默村的信拿起来，走到书架前，抽出一本厚厚的《辞源》，把信夹进书页里，然后把书放回书架上。信封上的“梁兄亲启”四个字在书页之间露出一个角，他用手指把那角按进去，按平。书脊和周围的线装书融为一体，看不出任何异样。

    做完这一切，他在椅子上坐下来。窗外的天色已经完全黑了。走廊里传来巡逻的脚步声，手电筒的光从门缝下面扫过去，又扫过来。他看了看手表，七点二十。

    今天的计划走通了一半，卡住了一半。孙福来的话递进去了。老金的行动轨迹摸到了。梁太太的樟木箱子找到了，箱子里的信拿到了。但信怎么送到汪曼春手里，原来的方案走不通了，要换一条路。阿贵的工棚是新的突破口，明天小孙来了，他会把任务交代下去。

    还有一件事悬在心头——那个给他递纸条的人。老金去霞飞路一百一十七号的纸条，和下午老金实际的行踪完全吻合。这说明纸条的提供者对老金的行动了如指掌。这个人是谁？为什么要帮他？今天下午老金从霞飞路拿了公文包去虹口的日本酒馆，公文包里的东西留在了酒馆。那东西是什么？霞飞路一百一十七号二楼左数第三个房间里的人是谁？东和酒馆里的人又是谁？

    这些问题暂时没有答案。但他迟早会找到答案。只要那个人继续给他递纸条。

    郑耀先站起来，走到门口，拉开门。走廊里空荡荡的。他走出去，沿着走廊走到尽头，推开楼梯间的门，下了楼。出了76号大门，夜风迎面吹来，带着黄浦江的水腥味和远处工厂的煤烟味。门口的岗哨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