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诚是在丁默村被抓的当天夜里，把老周的办公桌翻了个底朝天的。他挑的时间很讲究——凌晨两点，整栋经济司大楼只有走廊尽头的值班室亮着一盏灯，值班的老头子喝了半斤黄酒，呼噜打得整条走廊都能听见。明诚没有开老周办公室的灯，用手电筒照着，一样一样地翻。老周的办公桌有三个抽屉。第一个抽屉里是办公用品，信纸、信封、回形针、印泥、两支毛笔、一块砚台。第二个抽屉里是文件，大多是秘书处的日常公文，按日期排列得整整齐齐，每一份都有老周的签名和日期戳。明诚一份一份地翻，没有找到任何异常。第三个抽屉上了锁。他拿出一根细钢丝，在锁孔里拨了几下，锁开了。抽屉里只有一样东西——一个牛皮纸信封，没有封口。明诚把信封拿出来，手电筒的光照在信封上。信封上没有任何字，空白一片。他打开信封，抽出里面的东西。

    是一叠照片。一共五张。

    第一张拍的是经济司大楼的正门。角度是从马路对面的一栋楼里拍的，镜头微微仰起，把大门口进进出出的人拍得很清楚。照片的右下角有一行小字，用钢笔写着日期和时间——正是三天前的下午。第二张拍的是明楼的车从经济司大门驶出。车牌号清清楚楚，驾驶座的车窗摇下来一半，能看到明诚的侧脸。第三张拍的是明楼在码头仓库门口下车。明楼穿着一件深色大衣，领子竖起来，正在往仓库门里走。明诚跟在身后，手里提着一个公文包。第四张拍的是仓库的门从里面打开，开门的是那个五十多岁的码头工人——就是明楼每次去码头见的那个人。第五张拍的是明楼和明诚从仓库出来，明楼手里多了一个小铁盒。照片的右下角同样标注了日期和时间，和第一张是同一天。

    明诚盯着这五张照片，手指在手电筒的光柱里微微收紧了。这些照片拍的是三天前明楼去码头仓库取情报的过程。从经济司门口到码头仓库门口，一路都有人盯着。拍照片的人很专业，角度刁钻，画面清晰，不是临时起意的外行。老周从哪里弄到这些照片的？他藏在抽屉里，准备交给谁？

    明诚把五张照片装回信封里，把信封放进自己的口袋。然后他把老周的抽屉重新锁好，把细钢丝拔出来，关上抽屉，用手帕把抽屉把手上的指纹擦干净。手电筒的光扫了一遍桌面，确认一切恢复原状之后，他走到门口，侧耳听了听走廊里的动静。值班老头的呼噜声还在有节奏地响着。他拉开门，闪身出去，把门锁上，沿着走廊快步走到楼梯口，下了楼，从侧门出了经济司大楼。

    凌晨的街道空无一人。路灯的光照在地面上，把他一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他走了大约两百米，拐进一条小弄堂，在一扇小门前停下来。这是他在外面租的一个安全屋，除了明楼没有人知道。他开门进去，把门反锁，走到桌前，拧亮台灯，把那五张照片一张一张地摊在桌上。第一张。经济司正门。拍摄角度是从马路对面的二楼拍的。经济司对面是一排商铺，二楼有一家茶馆和一家裁缝铺。从这个角度判断，拍摄者是在茶馆靠窗的位置拍的。第二张。明楼的车。车子刚驶出经济司大门，拍摄者应该是从马路对面跟拍，位置在移动。第三张。码头仓库门口。这张的角度很刁——不是从正面拍的，是从侧面大约三十度角的位置，利用仓库旁边堆着的木箱子作为掩护拍的。拍摄者跟到了码头，而且提前找到了隐蔽位置。第四张。仓库门打开，码头工人露脸。这张拍得最清楚，那个工人的脸被拍了个正着。第五张。明楼拿着铁盒出来。铁盒在照片里只是一个模糊的小方块，但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

    明诚把五张照片翻过来。每张照片的背面右下角，都用钢笔写着日期和时间。笔迹工整，像是做过文书工作的人写的。他认得这笔迹——是老周的笔迹。老周在秘书处做了三年，每天经手的文件上都有这种工整的钢笔字。他不但收藏了这些照片，还在每张照片上做了标注。这说明他不是被动的接收者，他是主动的参与者。要么这些照片就是他拍的，要么是他安排了人拍，然后把照片收集起来，标注好，准备交给某个人。

    某个人是谁？

    明诚把照片收进信封里，锁进桌上的铁盒里。他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把老周这个人从头到尾想了一遍。老周，周世安，四十二岁，浙江绍兴人。三年前经周佛海的远房亲戚介绍进入经济司秘书处。为人勤恳，话不多，从不迟到早退，从不跟人起冲突，是秘书处里最不起眼的一个。三年来经手的文件没有出过差错，明诚对他的印象一直是“可用但不可重用”。这样的人，是最适合潜伏的。因为没有人会注意到他。他在秘书处待了三年，每天都在收发文件、整理档案、安排车辆。他经手过的东西太多了——经济司的物资调配方案、限价草案、码头仓库的出入库记录、车辆调度记录。这些东西如果被他复制一份送出去，送到汪曼春手里，或者送到山本一郎手里，后果不堪设想。

    但老周没有把这些东西送出去。至少现在还没有。他只是在拍照，在收集，在标注。他像一个耐心的猎人，在一点一点地攒证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