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一吹就动，风停了就静。

    “三天之后，押运的事，你带队。三十个人，从十六铺到虹口，路线你比我熟。路上小心，山本一郎可能会派人跟着。他想看你的表现，你表现得好，他对你的怀疑就少一分。表现得不好，他会在报告里记下来，记到档案课的档案里，等到有一天一起翻出来。”

    梁仲春点了点头。他没有说“知道了”或者“我会小心的”，只是点了点头。他知道郑耀先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他也知道郑耀先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在帮他。但他还是不知道郑耀先为什么要帮他。这个不知道像一根刺，扎在他的心里，不深不浅，不疼不痒，但扎在那里，让他不舒服。他决定不去拔这根刺。在76号待了这么多年，他学会了一件事——有些事情不需要知道答案，知道了答案反而更麻烦。不知道，就当作不知道，该做什么还做什么。

    梁太太送郑耀先到门口。她拉开铁门，门外的巷子里黑漆漆的，只有远处路灯的光从巷口照进来，在地上投下一个长长的梯形光斑。郑耀先走出门，梁太太在身后说了一句很轻的话。

    “郑副主任，谢谢你。”

    郑耀先没有回头，摆了摆手，走进黑暗里。巷子里的石板路湿漉漉的，不知道是下了雨还是谁家泼了水。他的皮鞋踩在上面，发出啪嗒啪嗒的声音，在巷子里回荡，被两边的墙壁弹来弹去，像很多人在同时走路。他走出巷口，到了大路上。路灯亮着，昏黄的光照在路面上，把人的影子拉得很长。马路对面，一辆黑色的轿车停在路边，车牌不是沪b-6843，是沪a-3321。车窗开着，里面坐着一个人，穿着深色的衣服，看不清脸。郑耀先没有看那辆车，径直往前走。他的脚步不快不慢，和来的时候一样。

    走了大约一百米，身后传来汽车发动的声音。他没有回头，继续走。汽车没有跟上来，而是往反方向开走了。不是盯梢的，是偶然停在那里的。他的肩膀微微松了一下，只是一下，然后恢复了正常。

    回到76号的时候，大楼里已经没什么人了。走廊里的灯还亮着，日光灯管发出嗡嗡的声音，光在白色的墙壁上反射，把整条走廊照得像一条隧道。他上楼，走到自己办公室门口，掏出钥匙开门，进去，关上门。

    桌上多了一份文件。不是今天下午那份关于壁虎的报告了，是另一份，封面上的便签写着“郑副主任亲启”，字迹不是女人的字，是一个男人的字，笔画很硬，棱角分明，像刀刻的。他打开文件，里面是一张请柬。请柬是白色的，上面印着烫金的字——“经济司司长周佛海先生谨订于九月十八日晚六时在虹桥路百老汇餐厅举办宴会，恭请郑耀先先生光临。”请柬的右下角有一行小字，写着“请着正装”。郑耀先把请柬放在桌上，看着那行字。

    经济司的宴会。周佛海请客。去的人会有谁？李士群肯定会去，汪曼春可能会去，梁仲春应该也会去。明楼也一定会去。明楼是经济司的首席顾问，周佛海的宴会，他不可能缺席。郑耀先和明楼在76号的会议上见过几次面，说过几句话，都是客套话，没有深入交流过。他不了解明楼，明楼也不了解他。他们只是两个在汪伪政府里共事的人，彼此知道对方的存在，但不知道对方的存在意味着什么。宴会上，他们可能会坐在一起，可能会说一些话，可能会互相试探。试探的时候，他不能说错话，不能做错表情，不能让对方从自己身上看到任何不该看到的东西。明楼不是一个简单的人。一个能在经济司做到首席顾问的人，脑子不会慢，眼睛不会瞎，心不会软。他在明楼面前，和在李士群面前、在山本一郎面前一样，都要戴着那张面具。那张面具已经戴了很久了，久到他有时候分不清面具和脸之间的界线在哪里。但今天他分得很清楚。面具是面具，脸是脸。面具可以给别人看，脸只能给自己看，偶尔给陆汉卿看。

    郑耀先把请柬放回桌上，从抽屉里拿出那本蓝色封皮的账簿，翻到撕掉折角的那一页。页面缺了一角，缺口处露出下面一页的纸面。他把账簿合上，放回抽屉里，没有锁。

    他需要为宴会做准备。不是准备衣服，不是准备礼物，是准备人。宴会上会有很多人，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他的敌人，也可能成为他的朋友。在汪伪政府里，敌人和朋友之间没有明确的界线，今天的朋友明天可能变成敌人，今天的敌人后天可能变成朋友。唯一不变的，是利益。谁能给谁带来利益，谁就是朋友。谁挡了谁的路，谁就是敌人。郑耀先在76号待了这么久，早就看透了这一点。所以他从来不指望李士群会保他，从来不指望梁仲春会帮他，从来不指望任何人会对他忠心耿耿。他只是利用每一个人的利益，把他们的利益和自己的利益绑在一起，绑得越紧，他们就越不会背叛他。因为背叛他，就是背叛他们自己的利益。

    梁仲春的利益是什么？是活命，是保住行动处处长的位置，是继续走私赚钱。郑耀先给了他一个洗清嫌疑的机会，给了他一个在李士群和山本一郎面前立功的机会，也给了他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