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本一郎的办公室比郑耀先想象的要大。进门是一扇屏风，楠木的，上面画着一只鹰站在枯树上，鹰的眼睛用金粉点的，在惨白的灯光下闪着诡异的光。绕过屏风，正对面是一张很大的办公桌，桌面上铺着墨绿色的台呢，左边放着一盏台灯，右边摆着一个相框，相框里是一个穿和服的女人的黑白照片。办公桌后面的墙上挂着一幅字，是用毛笔写的“武运长久”四个大字，墨色很浓，每一笔都像刀刻在纸上。

    山本一郎坐在办公桌后面，穿着一件土黄色的军装衬衫，领口敞开两颗扣子，袖子卷到手肘。他大约四十岁出头，脸型瘦长，颧骨很高，眼窝深陷，眼睛不大但很亮，像是两颗刚从炉子里夹出来的煤球。他的头发剪得很短，几乎贴着头皮，鬓角有些花白，但打理得很整齐。他正在看一份文件，右手拿着一支钢笔，笔尖在纸上慢慢移动，发出沙沙的声音。郑耀先进来的时候，他没有抬头，只是用左手指了指办公桌对面的椅子。

    郑耀先在椅子上坐下来，没有出声。椅子的坐垫很硬，靠背很直，坐上去很不舒服，像是故意设计成这样的。他把帽子摘下来放在膝盖上，双手交叉放在帽子上面，目光平视，看着山本一郎的头顶。山本一郎的头顶有一小块秃了，大约一个铜板大小，周围的头发被仔细地梳过来盖住，但灯光从头顶打下来的时候，那块秃的地方还是隐隐约约地透出来。

    办公室里很安静，只有钢笔在纸上划动的声音和墙上挂钟的嘀嗒声。墙角有一个铁皮文件柜，柜门关着，把手上挂着一把铜锁。文件柜旁边是一个衣帽架，上面挂着一件军装外套和一顶军帽，帽徽上的五角星在灯光下反射着暗淡的黄光。窗户关着，窗帘拉了一半，阳光从另一半窗户里照进来，在地板上画出一条明亮的线，线的一头在郑耀先的脚边，另一头延伸到山本一郎的桌子底下。

    大约过了三分钟，山本一郎放下钢笔，合上文件，抬起头来。他的目光落在郑耀先脸上，停了大约两秒钟，然后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个算不上笑容的表情。

    “郑先生，很准时。”山本一郎的中文发音很标准，每个字的声调都对，但听起来有一种刻意雕琢的感觉，像是从唱片里学来的。

    “山本课长约见，不敢迟到。”郑耀先微微欠了欠身，保持着不卑不亢的语气。

    山本一郎从桌上的烟盒里抽出一支烟，递向郑耀先。郑耀先看了一眼烟盒，是日本产的“朝日”牌，烟盒上印着一轮红色的太阳。他伸手接过烟，掏出打火机，先给山本一郎点着，再给自己点上。烟雾在两人之间升起来，在阳光照出的那条亮线里翻滚。

    “郑先生在76号工作多久了？”山本一郎靠在椅背上，右手夹着烟，左手在桌面上轻轻敲着。他的手指很长，指节粗大，指甲剪得很短，指缝里很干净。

    “不到三个月。”

    “不到三个月，就从行动处副处长升到了特工部副主任。李主任很器重你。”山本一郎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很平淡，但“器重”两个字咬得比其他的字重一点，像是故意在暗示什么。

    郑耀先吸了一口烟，让烟雾在嘴里停了一下再吐出来。“是李主任抬爱。76号人手紧张，有经验的人不多，我只是赶上了用人的时候。”

    “郑先生的经验是从哪里来的？听说你之前在重庆做过事？”

    来了。郑耀先的心脏微微紧了一下，但脸上没有任何变化。这个问题山本一郎在上次宴会上问过，现在又问一遍，不是因为他忘了，而是因为他想看看郑耀先两次的回答有没有出入。这是审讯里常用的技巧，同一个问题在不同的时间问，如果回答不一致，就能找到破绽。

    “在重庆做过几年，跟戴局长手下的人有些来往。后来那边的局势越来越难，李主任派人联系上我，我就过来了。”郑耀先的回答和上次几乎一字不差，这是他在来的路上就想好的。每次回答关于过去的提问，他都会使用相同的措辞，这样就不会出现前后矛盾的情况。

    山本一郎点了点头，看不出是满意还是不满意。他弹了弹烟灰，烟灰掉在桌面上的一个玻璃烟灰缸里。那个烟灰缸是方形的，很厚，底部刻着日本海军军旗的图案。

    “重庆方面的情况，郑先生应该很熟悉。我听说军统在上海的活动最近有些变化，他们的行动方式、联络手法、甚至使用的武器都和以前不太一样。”山本一郎说到这里停了一下，把烟叼在嘴里，双手交叉放在桌面上，身体微微前倾，“郑先生对这件事怎么看？”

    这是一个陷阱。郑耀先在脑子里迅速做出了判断。山本一郎在问他军统的情况，如果他说得太多太准确，就等于承认自己和军统有密切的关系；如果他说得太少太模糊，又会让山本一郎觉得他在隐瞒什么。最好的回答是提供一些军统已经暴露的信息，既不新鲜也不深入，既不显得无知也不显得过于了解。

    “来上海之后，我经手过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