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还没亮，郑耀先就出了门。弄堂里黑黢黢的，只有东边天际透出一线蟹壳青的光。他竖着衣领走在石板路上，皮鞋底磨着潮湿的石板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经过弄堂口的时候，卖早点的摊贩正在生炉子，浓烟顺着弄堂往里灌，呛得人睁不开眼。他眯着眼睛穿过烟雾，走到马路边，拦了一辆刚出班的黄包车。

    “虹口菜市场。”他说。

    车夫是个瘦小的中年人，穿着一件打满补丁的棉袄，肩膀上搭着一条分不清颜色的毛巾。他把毛巾从肩膀上扯下来擦了把脸，然后拉起车把，小跑着往北边去。车轮在坑洼不平的马路上颠簸，车轴发出吱呀吱呀的响声，在清晨安静的街道上格外刺耳。

    郑耀先坐在车篷下，右手插在口袋里，摸到了那枚特制的铜板。铜板的正反两面和普通铜板一模一样，大小、厚度、重量都分毫不差，但侧面有一条肉眼几乎看不到的细缝。用指甲沿着细缝旋开，铜板分成两半，中间是空的，刚好能塞进那个蜡封的小纸团。他把铜板在口袋里翻了个面，和另外几枚普通的铜板混在一起，这样即便有人搜他的口袋，也分辨不出哪一枚有问题。

    路上经过了昨晚看到馄饨摊的那个街角。馄饨摊还在老地方，驼背老太婆正往炉子里加煤，铁锅里的水还没烧开，白色的蒸汽稀稀拉拉地往上冒。拉黄包车的车夫放慢了脚步，朝馄饨摊看了一眼，咽了口唾沫，但没有停下来，继续拉着车往前跑。

    过了苏州河，空气里的水腥味变重了。河面上漂着一层灰白色的雾，把对岸的厂房和仓库笼得朦朦胧胧的。桥面上已经有早起的码头工人在赶路，三三两两地扛着扁担和麻绳，嘴里哈着白气，边走边骂骂咧咧地抱怨天气。郑耀先的目光扫过这些人的脸，一张一张地过，确认没有人在留意自己。

    虹口菜市场在一条岔路的尽头，是一个用铁皮和帆布搭起来的半露天市场。郑耀先让车夫在离菜市场门口二十米的地方停下来，付了车钱，下了车。他没有直接进菜市场，而是站在路边点了一支烟，借着抽烟的工夫扫了一圈周围的情况。菜市场门口停着几辆板车，板车上堆着还没来得及卸下来的白菜和萝卜。两个穿黑色制服的巡捕靠着墙根站着，一人手里端着一碗热豆浆，边喝边聊天。他们的枪套敞着口，枪柄露在外面，上面沾着豆浆滴下来的白色印子。

    郑耀先把烟抽到一半，才朝菜市场走去。这个时间正是早市最热闹的时候，卖鱼的、卖肉的、卖菜的、卖豆腐的，吆喝声此起彼伏，空气里混着鱼腥味、血腥味、豆腐发酵的酸味和烂菜叶的腐臭味，熏得人脑门子发胀。他放慢脚步，沿着中间狭窄的过道往里走，目光随意地扫过两边的摊位，脸上保持着一种漫不经心的神情，就像是一个来买菜的小职员。

    程锦云的摊位在市场往里面数第十二家，靠左边，挨着一家卖鸡蛋的。这是陆汉卿之前告诉他的位置。他一边往里走，一边在心里数着摊位。第四个摊位是个卖鱼的，木盆里的鲫鱼还在水里游着，鱼尾巴甩起的水花溅到了过道上。第八个摊位是个卖肉的，案板上放着半扇猪肉，肉贩子手里拿着一把砍骨刀，咣咣地剁着排骨。到了第十一个摊位——卖鸡蛋的那个——郑耀先停了一下，朝摊位上扫了一眼，然后用余光看向旁边卖菜的位置。

    程锦云蹲在摊位后面，正在把一把一把的小白菜码整齐。她今天穿着一件蓝布棉袄，头上包着一块灰布头巾，脸被早晨的寒气冻得有些发红。她的面前摆着几个竹筐，筐里分别装着白菜、萝卜、土豆和青菜，每样菜都码得很整齐，菜叶子上还带着水珠，是刚从冷凉的井水里捞出来的。看起来，她就是一个普通的卖菜女人，和这个菜市场里其他几十个卖菜的女人没有什么区别。

    郑耀先在程锦云的摊位前蹲下来，拿起一棵白菜，翻过来看了看菜叶的边缘，又凑近闻了闻，像是很懂行的样子。他翻弄白菜的时候，手指在菜叶上不轻不重地敲了三下——和上次程锦云在竹篮上敲的信号一样。这是一切正常的确认信号。如果附近有危险，她会敲两下；如果非常危险需要立刻撤离，她会直接把菜筐踢翻。

    “先生，这白菜是今早刚从乡下运来的，水灵着呢，早上摘的，叶子还没蔫。你看看这菜帮子多白。”程锦云的声音不高不低，口气很自然，和旁边摊位上任何一个卖菜的女人一样。

    “怎么卖？”郑耀先问。他手里掂着那棵白菜，眼睛看着菜，但耳朵在听四周的所有声音。卖鱼的吆喝声，砍骨刀剁在案板上的声音，巡捕喝豆浆的吸溜声，一只猫从铁皮棚顶上跑过去的爪子声——每一个声音都要判断是否正常。

    “白菜八毛一斤，萝卜六毛，土豆一块钱三斤。”程锦云拿起一根萝卜，在手里转了转，用袖子擦了擦萝卜上的泥，“你看这萝卜多脆，掰开里面都是白的。先生要几斤？”

    “给我称三斤白菜，两根萝卜。”郑耀先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铜板，在手掌里一枚一枚地数着。他把普通的铜板一枚一枚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