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耀先走到一楼会客室门口的时候，透过门上的玻璃看到里面坐着一个穿土黄色军装的日本军官。不是山本一郎本人，是一个年轻的副官，腰板挺得笔直，膝盖上放着一个牛皮公文包，双手平放在公文包上，姿态像是坐在阅兵式的主席台上。会客室的门开着，行政科的一个小职员站在门口，手里端着茶盘，正要往里送茶，看到郑耀先来了，连忙让开路。

    郑耀先进了会客室，把计划书草稿放在桌上。年轻副官站起来，鞠了一个幅度很小的躬，用生硬的中文自报家门：“郑副主任，我是特高课山本课长的副官田中。山本课长派我来取76号关于治安整治期间物资安全保障的计划书。”

    “计划书还在起草中。大纲和核心方案已经完成了，但一些细节还需要和各科室核对。”郑耀先把计划书草稿递过去，“这是目前完成的草稿，你可以带回去给山本课长过目，剩下部分我会在后面按时交齐。”

    田中接过草稿，没有立刻放进公文包，而是翻开来逐页看了一遍。他的阅读速度快且认真，每一页都会扫过标题和关键段落。翻到运力安排那一页的时候停了一下，用手指指着一组数字，用带着日本口音的中文问道：“郑副主任，运输车辆这里只写了八辆卡车，但按照目前的物资吞吐量——如果算上下个月增加的军需——八辆车恐怕不够。山本课长很关心运力安排，他不希望看到因运力不够而造成的物资积压。”

    郑耀先没有立刻回答。他在田中对面坐下来，双手交叉放在桌上，用平稳的语调回应：“虹口到苏州河北岸的短途运输八辆车够用，来回一趟不到两小时。需要增加的运力主要集中在苏州河北岸到边界的长途段，这部分我已经单列了一个方案，和宪兵队的车辆调用计划一起做。山本课长如果觉得八辆不够，我可以提前把长途段的方案附上去，列明调车数量和时间节点。”

    田中点了点头，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个小笔记本，用铅笔在上面记了几笔。然后合上笔记本，抬起眼睛看着郑耀先。他的眼睛不大，眼角微微上挑，目光里有一种低级军官常有的刻板锐利。

    “山本课长还让我问一件事。昨天汪曼春处长到特高课申请调阅无线电监听设备的原始记录，申请书上需要山本课长的签字。山本课长暂时没有签。他想知道这个申请和76号目前的内部调查是什么关系，以及——郑副主任是否了解这件事。”

    来了。山本一郎在签与不签之间犹豫，他需要一个理由来判断是否给汪曼春放行。而他选择问郑耀先，而不是直接问李士群或者汪曼春本人，说明他同时在做两件事：第一，评估汪曼春的调查对76号内部稳定可能造成的冲击；第二，测试郑耀先的立场——看他是会替汪曼春说话，还是会借机阻止汪曼春拿到更高级的情报权限。

    这是一道选择题。选错了，后果很严重。如果郑耀先支持汪曼春拿到权限，汪曼春的破译速度会加快，“毒蛇”和“风筝”都可能在短时间内被锁定。但如果直接反对，理由不充分会显得他在故意阻挠调查，反而加重山本一郎对他的怀疑。

    郑耀先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用这个动作给自己争取了两秒的思考时间。放下茶杯后，他说道：“汪处长的调查是针对76号内部可能存在的泄密问题。李主任认为，近期一些军事物资的调配信息被外界获取，可能是内部有人向外传递情报。情报处截获的军统密电中确实提到了一些代号，但这批密电的加密层级较高，76号现有的破译能力有限。汪处长申请调阅特高课的监听设备，是想借助更先进的解码工具加快破译速度。从调查需要来看，这个申请有合理性。”

    田中听到这里微微点头，但没有说话。郑耀先继续说下去。

    “但我也理解山本课长的顾虑。如果汪处长拿到原始监听记录，按照标准程序需要对记录进行全量审查，这期间涉及到的被监听的线路和机构可能不止76号一家。据我所知，特高课的监听站在同一时段同步采集包括市政府和经济司在内的通话信号。如果在没有明确调查范围的情况下把全部监听记录交给情报处，可能会触及到山本课长不愿意让76号接触的其他领域。”

    郑耀先停顿了一下，观察田中的反应。田中的表情没有变化，但他手里的铅笔停住了，没有再记录任何东西。这个细节告诉郑耀先，他后一句话击中了关键点——山本一郎不愿意让汪曼春接触特高课的全量监听记录，因为那里面包含了他对经济司、对市政府、甚至对宪兵队的监控数据。

    “那郑副主任的建议是？”田中问。

    “建议山本课长可以先批准汪处长调阅与已截获密电直接相关的监听时段记录，划定明确的时间窗口和信段范围，而不是开放全量数据。这样既支持了76号的内部调查，又不影响特高课对自身情报源的保密。具体的技术细节我可以协助情报处和特高课通讯室之间的对接。”

    田中把这几个要点逐字记在了笔记本上。然后站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