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特高课出来的时候，天色比进去时更阴沉了。郑耀先站在台阶上扣好外套的扣子，冷风裹着细小的冰粒打在脸上，冻雨又开始了。他没有叫黄包车，步行沿着人行道往南走，脑子里在反复推演山本刚才透露的那个新变量。

    一辆伪装成民用卡车的无线电监听车。两百米的跟随距离。持续不间断的信号捕捉。这意味着后天押运沿途任何使用无线电的人——无论是军统的行动组、地下党的侦察员、还是任何一个碰巧带了电台的人——都会在几秒钟之内被定位。特高课的无线电技术小组不是普通的通讯兵，他们受过专门训练，能分辨正常的商业电台、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和军用加密通讯之间的区别。如果有人在车队经过的路段发射任何加密信号，监听车上的设备会在第一时间锁定信号源的方向和距离，然后通过车上的电话线路通知前方的装甲车。

    山本布置这个监听车，不是为了防普通的土匪拦路抢劫。普通土匪不用电台。山本防的是有组织、有通讯协调能力的武装拦截——也就是军统或者地下党的行动队。他知道这批物资的重要性足以吸引抗日力量铤而走险，所以他设了一个陷阱。监听车是一个看不见的套索，悬在车队后方两百米处，等着有人在无线电里张嘴。

    郑耀先穿过两个路口，确认身后没有人跟踪之后，拐进了一条小巷。他需要立刻把这个信息传出去。但今天不是老王头收垃圾的日子，紧急暗号也不能频繁使用——同一周内用两次粉笔三角会引起清洁工的注意。备用方案是直接去宝昌路干货铺，但那家铺子下午六点关门。还有一个方案：万祥。万祥的黄包车今天下午应该在虹口菜市场门口等活儿。那个菜市场离横浜桥不远，但现在去那个区域有风险——特高课的便衣还在横浜桥蹲守。

    郑耀先权衡了片刻，决定走另一条线。他在巷子里找到一个公共电话，投了硬币，拨了一个号码。电话响了两声，对方接起来，没有说话。

    “我是老郑。今天傍晚六点，老地方见。”郑耀先说完就挂了。

    电话那头是陆汉卿的备用联系人——一家印刷店的排字工人，姓潘。老潘不是组织成员，是外围同情者，他的印刷店有一个后门直通一条死胡同，死胡同尽头有一堵矮墙，墙那边就是宝昌路干货铺的后巷。郑耀先通过老潘传递消息的方式很简单：他会在印刷店的前门橱窗上贴一张手写的“急聘排字工”的告示，这张告示贴出的时间就是见面的时间。陆汉卿的人每天会路过印刷店两次，看到告示就会通知陆汉卿。

    但今天情况特殊。郑耀先不能用印刷店这条线——因为汪曼春的情报处已经掌握了经济司配线房的通话记录，虽然顾同和已经被调走，但汪曼春很可能已经扩大了电话监控的范围，把76号附近所有的公用电话都纳入了定期抽查名单。刚才他在公共电话里说的那句话虽然很短，也没有提到任何具体信息，但如果汪曼春的人在监听这条线路，光是“老地方”三个字就足以让她产生联想。

    他挂断电话之后没有马上离开电话亭，而是站在里面观察了一会儿街面。没有异常。他推开电话亭的门，继续往南走。

    下午三点整，郑耀先准时到了经济司。明诚在一楼大厅等他，两人握手寒暄了几句，一起上楼。明楼的办公室在二楼走廊尽头，门虚掩着，里面有人在说话。明诚敲了敲门，里面的说话声停了。

    “请进。”

    郑耀先推门进去。明楼正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放着一份翻开的文件。他对面坐着一个穿灰布中山装的中年男人，手里拿着一顶帽子，看样子是刚汇报完工作准备走。明楼对那个中年男人说了句“你先去办吧”，那人站起来朝郑耀先点了点头，退出去了。明诚也退了出去，把门带上。

    办公室里只剩下郑耀先和明楼两个人。明楼指了指对面的椅子，郑耀先坐下来。桌上放着一套紫砂茶具，茶壶嘴里冒着细长的白气。明楼拿起茶壶倒了两杯茶，一杯推到郑耀先面前。

    “押运方案的补充说明带来了？”明楼的声音很平稳，像是在进行一项纯粹的公务询问。但郑耀先知道他问的不是文件——他在问郑耀先今天下午和山本的谈话内容。

    “带来了。”郑耀先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装订好的文件放在桌上，这是正事，先做正事。然后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放下杯子，“今天下午山本课长跟我谈了一些额外的安排。有一件事需要当面和明先生沟通——后天的押运，山本课长在后方的隐蔽位置安排了一辆无线电监听车。具体位置不能透露，但能覆盖到整个沿途。这辆车上的技术小组会全程捕捉所有异常无线电信号。基于此，如果经济司在当天有货场转运任务需要用到无线电调度，我建议尽量缩减频率。”

    明楼的手在茶杯上停了一下。他的目光没有变化，但端起茶杯到嘴边的过程比平时慢了大约半秒。他喝了一口茶，把杯子放回茶托上，动作很轻，几乎没有发出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