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耀先放下电话之后，手指在听筒上停留了大约三秒。这三秒里他的脑子里过了三件事。第一，梁仲春不敢在这种事情上说谎——他亲眼看着二十个木箱装上第一辆卡车，每一个都贴了红色三角标签，装车的时候他亲自对照清单打了勾。第二，交接方的人是南京方面派来的技术军官，他们也没有动机在清点时故意少报二十箱——除非他们接到的指令就是只接收四百八十箱。第三，如果真的少了二十箱物资，而且少的恰好是特高课最关心的加密通讯设备，那这件事的幕后推手只有一个目的——让山本一郎在松本面前彻底完蛋，顺带让76号背锅。

    他把手指从听筒上移开，拿起桌上另一部电话。这部电话是专线，直通特高课山本一郎的办公室。电话响了一声就被接起来了，接电话的是山本的副官田中。郑耀先说了一句“有紧急情况，请山本课长接电话”，田中没有多问，听筒里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然后是山本沙哑的声音。

    “郑副主任，什么事？”

    “押运车队到达安亭交接点，交接方清点物资后发现通讯设备少了二十箱。其中十箱是课长您特别交代的那批专用加密设备，另外十箱是普通通讯器材。装车时物资全部清点无误，车队沿途没有停过车，没有被拦截，没有发生任何交火。物资是在车厢内不见的。”郑耀先汇报的语气很平，不带任何情绪，但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在山本的耳朵里。

    电话那头沉默了大约五秒。郑耀先能听到山本的呼吸声从听筒里传来，比刚才粗重了很多。然后山本开口了，声音压得很低，但那种低不是平静的低，而是暴风雨前气压骤降的低。

    “郑副主任，你现在立刻去安亭现场。我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坐车也好，开飞机也好——一个小时之内我要你站在那批物资前面，亲自清点，亲自盘问每一个押运人员。在我到之前，任何人不得离开交接点。我随后就到。”

    “是。”郑耀先挂断电话，站起来，从衣帽架上拿起大衣，拉开办公室的门。

    走廊里刘翻译正端着茶杯从茶水间出来，看到郑耀先的脸色，立刻把茶杯放在窗台上。“郑副主任，出什么事了？”

    “通知车库备车，立刻。让司机在车上等我。”郑耀先没有停步，边走边扣大衣扣子，脚步飞快地下了楼。院子里童虎走了之后留守的只有几个行政科的人，一辆黑色别克轿车已经被发动了，排气管在冷空气中喷着白烟。郑耀先拉开车门坐进后座，司机转过头来问去哪儿，他只说了两个字：“安亭。”

    车子驶出76号大门的时候，天已经全亮了。但太阳没有出来，铅灰色的云层压得很低，路面上昨夜结的冰半化不化，轮胎碾过冰水混合物发出刺耳的嘶嘶声。郑耀先靠在座椅上，闭上了眼睛，但他的脑子在高速运转。

    二十箱物资不可能凭空消失。三辆卡车从虹口仓库出发之后全程没有停过车——梁仲春在每一通电话里都确认了这一点。车队经过了宪兵队的警戒区、军工路开阔地、真如镇窄巷、南翔桥——每一段梁仲春都有报备，时间节点全部对得上。如果有人在路上爬上车厢偷走了二十箱物资，那这个人必须满足以下条件：他知道哪辆车装的是特高课专用设备；他有能力在不被前后三辆车二十多个人发现的情况下打开车厢油布、搬走二十个木箱、再把油布恢复原状；他有办法在车队行进过程中把二十个木箱运走而不留下任何痕迹。

    这三个条件中的任何一个都几乎不可能单独成立，三个加在一起——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可能发生：装车的时候就没有装上那二十箱。

    或者，是交接方在清点时做了手脚。

    但郑耀先没有证据。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赶到现场，亲自检查每一个木箱的编号、封条、装车记录和交接清单，把所有的纸面证据和物理证据对在一起，找到矛盾点。

    别克轿车在沪宁公路上飞驰。司机是老手，不用郑耀先提醒就把油门踩到了底。路两边的农田和村庄在车窗外飞快地倒退，偶尔有几辆早起运菜的马车被甩在后面，马被引擎的轰鸣声惊得扬起前蹄。经过真如镇的时候，车速不得不慢下来——镇子里的路太窄，早上赶集的人已经开始在路边摆摊，卖菜的三轮车和挑着担子的农民占据了半条路。司机不耐烦地按着喇叭，人群慢慢让开一条缝，车子艰难地挤了过去。

    过了南翔桥之后路面重新变得开阔，司机把车速提到了九十公里。郑耀先看着车窗外的风景，心里在反复推演一个时间线。车队凌晨三点从76号出发，三点四十分到军工路，三点五十五分进真如，四点二十分过南翔桥，五点四十分到安亭。全程两小时四十分钟，中间没有任何异常停车的报告。如果物资是在这个过程中丢失的，那丢失的时间窗口只有两个——要么是在装车环节出了问题，要么是在车队到达交接点之后、清点之前的混乱中被转移走了。

    但梁仲春说交接方的人在现场等着，交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