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拿起汽水，轻轻跟他碰了一下。

    “不客气，这是我的本职工作。”

    许阳放下酒杯，没再绕弯子，直奔主题。

    “是这样，我想把钢铁厂盘下来。但法院给的评估价太高了，我想问问，现在政府针对这种破产国企的处置，有没有什么比较灵活的政策？”

    沈冬刚把一块鸭血送进嘴里，辣得她微微吸了口气。

    来的路上，她设想过许阳找她的各种可能，唯独没想到，他竟然又想拿厂子。

    她在脑子里快速调出钢铁厂的所有资料，这家厂子建于六十年代，专门生产建筑用的螺纹钢，有将近四千五百名职工，算上职工家属，小两万口人都靠着这个厂子过日子。

    在计划经济时代，他们的日子过得相当滋润，生产出来的螺纹钢根本不愁卖，国家统购包销。

    厂里的职工，也是人人羡慕的“铁饭碗”。

    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一切都变了。

    那几年，国家为了治理高达百分之二十几的通货膨胀，开始大刀阔斧地压缩基建、削减投资。

    一夜之间，基建项目纷纷停摆，钢铁厂的订单锐减，几乎陷入停滞。

    如果说计划经济的退潮是外伤，那么钢铁厂自身的沉疴就是内伤。

    厂办幼儿园、子弟学校、澡堂、医院，甚至殡仪馆，这些庞大的后勤部门，养着数千名“不上生产线”的职工。

    每个月雷打不动的人员工资和福利，像一座大山压在厂子头上。本就因订单锐减而举步维艰，这下更是喘不过气来，资金迅速见底。

    账上没钱，银行第一个翻脸。

    那时候沈阳正推行“抓大放小”的政策，让市场决定国企的生死。工行、建行的人天天来厂里扒账。

    没过多久，法院的人就来了，依法宣告钢铁厂破产清算。

    就这样，四千五百名职工，在那个大雪纷飞的冬天，失去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单位”，成了下岗工人。

    现在钢铁厂最大的难题，就是这四千五百名职工的安置补偿问题。

    按照政策，企业破产资产不足以支付职工安置费的，差额部分由政府财政兜底。

    可眼下，近百家破产国企都在排队等着财政兜底，市财政兜比脸还干净，哪有钱？

    沈冬低头看着碗里已经有些坨了的冷面，忽然觉得也没那么好吃了。

    怎么才能让许阳以合理的价格拿到厂子，让政府顺利甩掉这个烂摊子，同时还能让四千五百名下岗职工拿到应得的安置费？

    她得想一个三方都满意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