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问哪一箱属于我。我问这十八箱的钱是不是从互助金里出的。”皮埃尔盯着书记，直到对方低声回答：“账上是。”

    朱伯伦又让书记往前翻了两个月。十月、十一月同样收过医疗互助金，三个月合在一起超过七百银盾。账上列有医生薪水、伤员伙食和零散采购，并非所有钱都消失了，但每一项都只有分类总数，看不出给了哪间医务室，也看不出药品是否真正入库。

    皮埃尔指着十二月剩下的五十余银盾问：“这个月买完十八箱以后账上还有钱，那为什么医务室连两卷绷带都要等？”

    军需书记解释，余额要留作下一季度统一结算。皮埃尔听完想了一会儿，又问：“人是这个月发烧，钱为什么一定要等下个季度才能救人？”

    书记张了张嘴，最后只说这是财务规定。塞福涅没有让众人围着他追问，她在余额旁边写下“尚未查明”，提醒道：“看不懂的先留下，不能因为它可疑，就先替它编一个答案。”

    “那为什么要送走？”

    书记翻出下午收到的调令：“边境司令部统一调配。后方医院承担整个北线的伤员收治，优先级高于要塞日常库存。”

    塞福涅检查了纸张、编号和印章。印是真的，签发程序也没有问题。这不是一份能靠找错别字推翻的假命令。

    调令的理由只有一行：洛林要塞尚未进入正式交战状态，预计两周内无大规模伤亡，现有库存足够使用。

    朱伯伦看了一眼签发日期。

    1914年1月4日。

    那一天，卢卡被关在边境第三仓。画出少一毫米钢片的图纸也在那一天出现。

    黑弥撒将在1月12日抵达。调令却提前八天认定，洛林两周内不会出现大规模伤亡。

    “他们不是不知道炮要来。”皮埃尔看着日期，声音压得很低，“他们是知道，还要把药搬走。”

    “现在还不能这样下结论。”塞福涅说道，“签调令的人可能只看到一份错误的战情判断。我们要找那份判断是谁写的。”

    朱伯伦点头：“先留下药，再找人。”

    军需书记听见了，立即合上总账：“调令是真的。你们要是准备扣住军用物资，我现在就去报告。”

    “你本来就该报告。”霍夫曼把账本重新按回木箱，“顺便告诉少校，调走十八箱以后，医务室还剩多少。”

    这正是第一组正在清点的事。

    晚上十点二十分，阿贝尔送来第一张患者名单。医务室共有三十九名不能归队的伤员，十一名高烧病人，另有七人需要每天换药。地下民用救护间还收着九名工人和家属，军需调令没有把他们算进去。

    现有干净绷带只够两次集中换药，消炎药最多再用一天。十八箱物资一旦运走，阿贝尔只能继续剪床单、煮旧布，止痛药则必须留给手术。

    名单最上面是奥托和卢卡。再往下，有一名清理炮位时被钢丝割开小腿的勤务兵，伤口已经化脓；有一名铁路搬运工被货箱砸断两根脚趾，却因为不是现役士兵，只能一直躺在走廊；还有一名南区妇人，她在五声试炮响起时抱着孩子冲进地窖，摔下楼梯，右臂到现在仍抬不起来。

    他们都不是大战开始后的伤员。仅仅是备战、搬运和一次误以为炮击已经到来的警报，就让六十六个人躺进了医务室。调令所说的“两周内无大规模伤亡”并没有把他们算成伤亡，因为他们每个人都不够“大规模”。

    朱伯伦看着那张名单，想起过往轮次里见过的战报。战报会写阵亡多少、负伤多少，很少写某个人因为没有一卷干净绷带，在第三天开始高烧。可对病床上的人来说，他并不生活在总数里，只生活在自己的伤口里。

    皮埃尔看着名单上的六十六个人：“司令部说现有库存足够，是因为他们只看了仓库账，没看病床。”

    “仓库账也不对。”塞福涅把调令附件铺开，“这里写明，十八箱均为司令部拨付的后方储备，可以统一收回。但采购账说钱来自洛林医疗互助金，两张纸对不上。”

    军需书记解释：“拨款和互助金都进总账，采购时可能合并支付。”

    “可能？”塞福涅问。

    书记避开她的目光：“要查付款凭证。”塞福涅马上追问凭证在哪里。书记见模糊不过去，只好回答：“南侧医疗仓库的交割簿。”

    霍夫曼马上派人去取。半小时后，士兵只带回来一句话：仓库保管员拒绝交出账簿，因为边境司令部的转运队已经提前抵达，正在核对封条。

    “不是明早五点半吗？”皮埃尔问。

    “五点半是列车发车。装车要提前完成。”霍夫曼拿起外套，“他们准备趁夜搬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