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九点二十三分，塞福涅走进北线候车室。

    她上一次来到这里时，带着同样颜色的车票，也曾经把票递给检票员。那晚火警铃响个不停，朱伯伦正在站房另一端抢一只邮袋。她只要再往前走十几步，就能让边境、汇票和洛林要塞一起留在身后。

    这一次没有火警，也没有人在月台上打架。九点四十六分的夜车已经停在二号股道，车头冒出的白汽贴着玻璃顶棚缓慢散开。范德的法律书记坐在候车室最暖和的位置，桌上放着墨水和那份尚未签字的离境担保书。

    “你还剩二十三分钟。”他把钢笔递给塞福涅，“签完交还清单，担保立即生效。边境检查员已经收到你的照片，不会有人打开你的行李。”

    塞福涅没有接笔，而是重新展开文件清单：“第五项是什么？”

    “商会制式写法，我不负责具体档案。”

    “前四项都在我手里，第五项却从来没人给我看过。你们为什么认定我应该交得出来？”

    法律书记的手指在桌面上停了一下：“也许它混在你拿走的账页里。”

    “`北线战区收益预分配表`不会混在药箱账页里。”塞福涅念出那行贸易语，又把后面的编号推到他面前，“它和共保清单使用同一个项目号。清单只有谁付钱，这张表写的是钱最后分给谁，对吗？”

    “我建议你不要问自己不需要知道的事。”

    “我需要把它交还，当然得先知道它在哪儿。”

    法律书记看了一眼候车室的钟，语气终于有些不耐烦：“塞福涅小姐，你没有讨价还价的东西。你交出手里的文件，商会送你出境；你继续替那个东方士兵隐瞒，明早边境司令部带走他以后，自然会让他把剩下的东西说出来。”

    这句话替她确认了两件事。第一，司令部准备在六点以前转移朱伯伦；第二，第五份文件确实存在，而且对方以为她已经碰过。

    塞福涅拿起钢笔，在担保书最后一页写下日期。法律书记的神情放松了一点，却看见她没有签在接受人一栏，而是在整页空白处写了一句话：本人拒绝离境担保，未向中立商会交还任何文件。

    法律书记猛地站起来：“你在干什么？”

    “免得明天有人替我签字，说我已经带着文件出了境。”

    她写下“塞福涅”，随后拿起担保书和蓝色车票，走到墙边取暖用的铁炉旁。法律书记猛地站起来：“那是商会文件，烧毁以后，你原来的证件也不会恢复。”

    “我知道。”塞福涅没有停手。

    蓝色车票碰到火以后很快卷成一小团。担保书厚得多，边境钢印先被烤得发亮，随后连同照片一起变黑。火苗烧到她刚签下的名字时停了一瞬，最后只剩一块认不出字的硬纸边。

    法律书记没有伸手去抢。他站在两步之外，看着她把最后一页也推进炉膛：“过了午夜，你的合同证件就会作废，也不会再有商会替你担保。洛林军方完全可以把你当成间谍。”

    “至少他们得用我的名字。”塞福涅拿起桌上的交还清单，“不能再写成一个已经安全离境的合同翻译。”

    法律书记伸出手：“那张清单也属于商会。”

    “你可以去叫宪兵。”她看了一眼月台，“不过夜车还有十六分钟。范德先生大概不希望边境检查员知道，他为什么急着向一个即将离职的翻译索要战争收益表。”

    法律书记没有叫人。他不能让清单进入正式扣押记录，也不能解释第五份文件为什么出现在上面。塞福涅把纸折进衣袋，转身离开候车室。

    九点四十六分，汽笛从她身后响起。她没有回头，只在走出车站时停了一下，确认列车真的开了。那张担保书不是她唯一能活下去的办法，却是眼下最稳、最快，也最不需要相信任何人的一条路。现在它已经在候车室的炉子里变成灰，连后悔时拿来补票都做不到。

    塞福涅回到要塞时接近十点半。北门守卫检查她的合同翻译证，提醒这张证件只剩一个半小时有效。她点头表示知道，随后没有去七号弹药间，而是直接走进军饷室。

    那里亮着两盏灯。皮埃尔、勒内和十几名参加点名的人正挤在窗口外，每人面前放着一张空白报告纸。会写字的人替不会写的人落笔，但只能按对方的原话写，写完还要重新读一遍。

    皮埃尔的报告只有六行：他自己要求查看军饷明细，自己拒绝在折叠的单子上签字，朱伯伦没有许诺替他拿回钱，也没有要求他阻止别人领取军饷。最后一行写着，他去南侧仓库是为了确认自己缴纳的医疗互助金买了什么。

    “谁让你们写的？”塞福涅问。

    “没人。”皮埃尔说，“贝克准尉登记时只写了我们去过七号弹药间，没地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