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架先给不能坐的。能走的人自己决定跟哪一批。有人把位置让给别人，记下；有人不让，也记下。你若只想要一个最省车的次序，别在纸上写我的名字。”

    四张责任页写完以后，没有一张上标有“需完成的任务”，只有负责。奥托对军饷簿和第一个接话者负责，塞福涅对证据格式与过境代价负责，米洛什对技术拆分负责，霍夫曼对伤员状态、姓名和证词不被抹掉负责。朱伯伦仍认为有些说法过于宽，尤其“代价是否值得”和“责任随用途变化”都无法提前放进计算；他没有删，只在接口页增加一项：每条线改变时，必须说清会占用哪些共同节点。

    德维尔把自己的黑皮日志带到酒窖，解开书脊后方那只塞满附件的布套。日志原件仍由他保管，里面有军令、炮次、伤亡总数和他亲笔签过的处置；松散附件则分成四处。伤亡摘录与霍夫曼的班组记录互相核验，军饷证明交给奥托但不带家属地址，军火与保险对照由塞福涅选择出境页，家属地址继续留在军邮信封里。米洛什的故障证明只引用日志编号，不夹完整图纸。

    朱伯伦问原件若随德维尔死在主堡怎么办。少校把黑皮封面合上：“那就让流出去的摘录证明它曾经存在。原件跟我走最后一批，当然最后一批也有可能成为敌人的战利品。我不能一面命令别人分散，一面假装指挥官的签名必须比伤员先上车。”

    他在四张责任页下方分别盖了主堡值勤章。那不是授予四个人一项新军职，只证明洛林承认他们有权改变各自路线，并承担改动造成的接口后果。朱伯伦最终得到的总表只剩四个时间窗、四种载重和四组中止信号；至于每条线离开洛林以后究竟走向哪里，酒桶侧面的地图上没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