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定书一共三十七页。

    受害人姓赵，四年前因突发脑血管疾病转入会诊。

    文书声称，当时以“素手”身份参与的苏晚制定了错误方案，导致患者错过最佳救治时机，至今重度残疾。

    结论页上有三名鉴定人签名，还盖着一家行业鉴定机构的公章。

    苏晚没有先看结论。

    她从声称的入院日期往后翻，在影像附件和会诊纪要处停了下来。

    陆沉渊问：“认得这个病例？”

    “认得。”苏晚回答，

    “但这份不是当年的会诊记录。”

    “能现在指出哪里是假的吗？”

    “我能说出疑点，不能代替调查组下结论。”

    苏晚将文件原样保存，没有在附件上做任何标记。

    医生协会的正式电话很快打了过来。

    调查人员按程序向她说明，申诉材料已登记受理。

    在文书真实性和当年诊疗过程核验期间，她需要暂时回避与该事项相关的临床工作。

    该措施不是责任认定，也不等于吊销或暂停执业资格。

    调查人员同时向她送达了权利告知书。

    她可以书面陈述、申请利益冲突回避，也可以委托律师查阅允许公开的调查材料；

    但在原始数据封存前，她不得以当事人身份要求医院更换记录或提前与证人核对口径。

    苏晚将每页送达时间核对完，在最后一页签收。

    她要的不是缩短程序，而是让对方无法再把一次正常调查偷换成“行业已经认定有错”。

    陆振邦要的，恰恰就是“正在调查”这四个字。

    他不需要在股东会前证明苏晚有罪。

    只要调查没有结束，他就可以把这份文书装进会议材料，继续放大股东对苏晚履职稳定性的疑虑。

    调查人员问：“苏医师，你对临时回避措施有异议吗？”

    “没有。”

    陆沉渊看向她。

    苏晚按照协会要求，在电子回执上签字：“我配合独立评审。

    同时，我申请调查组从原始系统调取记录，不以我个人提供的复印件作为唯一依据。”

    她列出了三组原始索引。

    当年住院病历编号、会诊名单索引、影像存储编码。

    此外，她提供了当日所用检查设备的原系列型号，以便调查组直接向设备服务商核验。

    “我不会动外部系统，也不会联系鉴定人。”苏晚说，

    “所有记录请你们按程序封存，我只接受能经得起复核的结果。”

    调查组当天向医院、设备服务商和鉴定机构分别发出了调取函。

    三份调取函使用了不同的回传通道。

    每份材料到达后，由两名工作人员同时核对发函编号、电子签章和文件哈希，再生成不可覆盖的接收回执。

    假鉴定书的原始载体也被单独封装，受理、复印、送检都需要两人签字。

    这些步骤看上去繁琐，却是日后追查伪造者时最不能缺的一环。

    苏晚则通知医疗团队，将她原本要参加的两场临床方案讨论交由独立专家接手。

    没有人因为她是“素手”就免除调查。

    也没有人能因为送进去一份盖章文书，就提前判她有错。

    下午四点，医院完成原始病历和访问日志封存。

    调查组根据索引找到了当日的会诊纪要。

    苏晚确实参与过会诊，但最终治疗方案是由完整专家组签署，实际采用的方案与伪造文书里的描述并不一致。

    当天傍晚，第一份第三方回函抵达。

    鉴定书标注的签署日，鉴定机构因办公地点整修停止受理业务，该机构的用印台账中也没有对应编号。

    盖在文书上的章，不是该机构当期使用的公章样式。

    第二天上午，设备服务商回函。

    伪造文书所附影像的设备序列号，属于事发两年后才出厂的新型号。

    该设备的销售与安装档案完整，第一次装机地点甚至不在江城。

    三名署名鉴定人分别提交了签名鉴别申请。

    其中一名专家在所谓签署日当天，正在境外参加学术会议。

    调查组通过有权渠道核验的出入境记录、会议签到和酒店凭证彼此吻合，他不可能在那一天于江城现场签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