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三十七年三月。
最近这段时间,始皇帝巡游的队伍都是沿着海岸线行进。
他主要视察东海盐场。
在工业不发达的自然经济时代,纺织业和盐业是手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代盐业政策主要有三种:
一种是无税,即政府不干预食盐的生产与买卖,允许百姓自由取用。
主要存在于夏商周上三代和隋朝开皇至唐朝开元年间。
无税是官府放弃盐资源管控,民间自由开采煮盐,国家不取盐利。
好处是显而易见的,食盐是每个人的生活必需品,此举极大地减轻百姓的日常开销负担。
还能省去维持庞大盐官官僚体系的财政开销,减少官吏腐败扰民。
但它也有弊端。
最关键的是国家丧失一笔巨大的财政收入。
隋至唐初,依靠府兵制,军费仅仅依靠租庸调就可以支撑。
但到了唐中期,均田制瓦解,府兵战力日渐下降。
唐玄宗推行募兵制,需要花真金白银招募士兵,财政压力骤然增加。
况且盐池、优质盐井不是遍地都有,属于稀缺资源。
大型池盐,需要大量人力、水利设施,普通百姓无力经营。
地方豪强、世家、地方大族占据优质盐池盐井,垄断生产。
政府放任不管,普通百姓只能高价向豪强买盐,盐的利润流入地方豪强口袋。
遇到灾年,豪强囤积食盐,哄抬盐价,朝廷缺少盐务机构,没有常平盐这类储备调节手段。
第二类盐业政策是征税制,政府对食盐生产者和流通环节征税,之后允许其自由贩运。
大秦和汉初就属于这一政策。
商鞅变法提出“壹山泽”,将山林川泽资源国有,民间开采必须向国家纳税。
第三类盐业政策是专卖制,即国家垄断食盐的经营权。
其代表就是齐国宰相管仲推出的官山海政策,以及汉武帝时期为了弥补财政亏空而推行的食盐官营。
专卖制也成为古代盐政最主要、最核心的制度,又从全部官专卖一步步发展为商专卖。
国家垄断盐业能获得巨大且稳定的财政收入。
就比如,安史之乱后,盐利占国库收入的一半,是维系王朝运转的命脉。
在商专卖体制下,政府可以把“盐引”变成社会控制工具,将盐商纳入严密管控,甚至让商人承担额外义务(比如明代开中法)。
同时,缺点更加显而易见。
从中央到地方需设立庞大的盐运使司系统,官吏冗杂,贪腐横行,层层盘剥,极大地增加了制度运行成本。
官营效率低下,再加上盐商垄断导致的腐败,致使盐价高昂,百姓民不聊生,社会矛盾尖锐。
在专卖制的体制下,盐业收入是国家财政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国家对食盐垄断,以此从百姓手里榨取财富,导致官盐和私盐价格相去甚远。
国家对盐价管理严格,严禁私盐贩卖,打击私盐贩子。
私盐贩子为了暴利铤而走险,又因为朝廷的重刑,不得不抱团取暖私设武装。
国家对盐政的管理也直接关联国家政治安全。
唐末的黄巢、王仙芝,元末的张士诚、方国珍,都是臭名昭着的私盐贩子。
他们是官府重点打击的对象。
这些盐枭割据一方,甚至拥有足以覆灭整个王朝的实力。
因此盐政对国家经济、政治都影响重大。
相对于专卖制和完全放任不管,市场管控的征税制更为合理。
政府无需亲自经营,就能从中获得巨额税收,做到“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贵”。
同时商人自主经营,经济活力更强。商人运输和销售网络遍布城乡,能有效解决偏远地区的食盐供应问题。
比专卖制的行政成本更低。
但它也有一个最现实的困境,征税收不上来。
征税制要求政府监控流通末端。
在没有银行体系的古代,想对成千上万个流动的盐贩和零售商征税,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需要庞大的稽查队伍,而且容易被贿赂。
东南沿海在统一之前就是重要的盐田产区。
始皇帝统一之后,少府从这些地区获得的收益情况和它庞大的产出相比,明显极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