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凤继续说道：

    “昔管仲治齐，分士农工商四民，各使聚居，国野分治。

    “民之从事工商者，免服兵役，得专其业。由是工商之效大增。

    “齐国少半之民，营货殖之事，故其富甲于列国。

    “然其弊亦随之而来。国中兵源之基，大为削弱。

    “及田齐之时，战事之烈远甚于前。旧制之兵，已不足支。

    “国野之界渐泯。

    “齐乃更行五都之兵，佐以技击之士。

    “然权分于下，号令不一，难以合成中央之军力。

    “加以齐人久享富足，偏安无事，尚武之风日消。

    “齐卒无秦人求生之迫、死战之志，故不如秦。”

    二凤从军事角度评价齐、秦两国的差距。

    经济富庶、人口众多，代表国家战争潜力非常强。

    战争潜力却没有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军力，必然是兵制出了问题。

    春秋时期，管仲改革。

    他将民众划分为士农工商，国野分治。

    工匠、商人可以免服兵役，使他们可以专心从事手工业和贸易。

    虽然此举极大地刺激了工商业的发展，但相较于全民皆兵，兵源直接减少了三分之一。

    战国时期，战争烈度和战争规模都在扩大。

    原本的兵制已经不够用了。

    齐国施行五都制和击技精锐相结合的方式。

    齐国不设郡，而是将全国划分为五都，分别是临淄、即墨、莒、高唐、平陆。

    都大夫既是地方行政长官，又是本都军队统帅。

    五都各自有兵，一旦某都沦陷，其余都尚可自保。

    但地方都邑自主权极大，军事指挥调度不易，难以形成全国合力。

    七国混战，动辄就是需要动员全国力量的大战。

    分权的制度设计，极大地影响了政令的运行效率。

    战争讲究兵贵神速，战机稍纵即逝。

    齐国的兵制设计必然不占优势。

    二凤前世年少时常年混迹军队南征北战。

    后来即使当了皇帝，也经常和李靖讨论军事，如今说起这些头头是道。

    卫暮就傻眼了。

    他的嘴巴张了又合，合了又张。

    想说的话都被太子说完了，他还没找到合适的插嘴时机。

    眼见太子有停下的意思，卫暮赶紧补充道：

    “臣闻东夷之民，素重商贾。

    “齐地立国于渤海之滨，土多盐碱，不宜五谷，故民寡而国贫。

    “姜太公治齐，既改良土壤、兴修水利以劝农，又因地制宜，定‘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为国策。

    “及管仲相齐，重商之思益固，视商人为‘国之石民’，免其兵役，以劝商贾。

    “此与秦之重农抑商，大相径庭。

    “然重商之弊，渐次显露：

    “其一，民风重利。

    “齐人务实，崇功利，行事以利害计。重个人之利，故勇于私斗，怯于众斗。

    “利厚而风险可知，则人争而相赴；利晦而险巨者，则人皆避之。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而齐人以为险巨利晦，故怯于战。

    “其二，兵学尚谋。

    “齐人好智谋、善辩论、多权变。

    “姜太公以‘多兵权与奇计’闻名，故齐地兵学遂尚谋略、重奇袭，用兵偏好诡道。

    “齐人天性，于搏命死斗之硬仗，避之唯恐不及。

    “诡道施于战阵，或可取胜；用于庙算，则易流于自保惜力。

    “避实就虚，终不敢与之硬撼。

    “故秦灭五国之时，齐竟坐视观望，不敢合纵。

    “其三，重文轻武。

    “齐人尊贤尚功。

    “稷下学者可以‘不治而议’。文士可以见礼于齐王，见重于国人。

    “而前线效死之卒，反无可依之爵秩田宅。

    “军功之人，位卑赏薄，不得与文士比肩。由是军心懈怠，士气不振。

    “其四，仕进之路众多。

    “秦人欲脱底层，惟军功一途；

    “齐人则商贾、文墨、辩说、技艺皆可改变身份。

    “杀敌立功，反为最难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