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宫回来之后，林远像一台被拧紧了发条的机器，一刻都没停过。

    苏丹的特许状还没捂热乎，他就开始了在马六甲的第一轮贸易狂潮。王福帮他联系了几十个大商人——有阿拉伯的、印度的、爪哇的、波斯（今伊朗）的，当然还有华人的。每天从早到晚，谈判、看货、讨价还价、签合同，忙得脚不沾地，连喝口水的时间都没有。

    迭戈跟着他跑前跑后，手里永远抱着一摞账本，走哪儿跟哪儿，像一条尾巴。毛球蹲在他肩膀上，脖子上那条小红布换成了陈婉儿昨天新带来的翠绿色——她说红色太俗，绿色配猴子的棕毛好看。林远觉得她说得对，虽然迭戈不太高兴，因为毛球的旧围巾是他亲手缝的。

    “哥，”迭戈翻着账本，一脸愁容，“咱们的货快卖完了。铁器剩不到一百件，布匹剩三十匹，玻璃器皿还剩半箱——”

    “够了。”林远头也不回地说，“卖完这批就不卖了。留点货，等以后涨价。”

    迭戈哦了一声，在账本上记了一笔。毛球凑过来看了一眼，吱了一声，好像在说“记得对点”，迭戈拍了它一巴掌:“你懂什么。”

    林远没空管他们，他的全部注意力都在眼前这个波斯商人身上。

    那人叫法鲁克，五十来岁，瘦高个子，鹰钩鼻，留着两撇翘翘的胡子，胡子尖上涂着香料，闻起来像在跟一瓶玫瑰花谈恋爱。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长袍，料子很好，丝绸的，领口和袖口绣着金色的花纹，腰带上镶着一圈绿松石，脚上穿着一双尖头的皮靴，靴尖翘得能挂住一只袜子。他身后跟着两个伙计，抬着一只大箱子，箱子是红木的，镶着铜角，看起来很沉。

    “林船长，”法鲁克用阿拉伯语说，语速很快，像连珠炮似的，“听说你有玻璃器皿？威尼斯的？”

    林远点头，示意迭戈把那半箱玻璃器皿搬出来。迭戈放下账本，弯腰去搬箱子，毛球从他肩膀上跳下来，蹲在旁边看热闹。箱子不大，但很沉，迭戈搬得龇牙咧嘴，脸都涨红了，像个在举重的小丑。

    法鲁克拿起一只杯子，对着光看了看——杯子是淡蓝色的，透明度很高，杯壁上刻着细密的花纹，在阳光下折射出七彩的光，像一颗被打磨过的宝石。他的眼睛亮了，亮得像那杯子上的反光，嘴角翘了翘，但很快又压下去了，换上了一副挑剔的表情。

    “不错，”他说，把杯子放下，语气很平淡，像在评价一棵白菜，“但比威尼斯最好的还是差一点。你看这个杯口，不够圆。这个花纹，不够细。这个颜色，不够匀——”

    林远差点笑出来。系统在他眼前弹出了一条估价信息——

    【威尼斯蓝色刻花玻璃杯，产地:穆拉诺岛，年份:1490年。当前市场估值:8金币/只。法鲁克报价倾向:5金币/只。建议:坚持8金币，或小幅让步至7.5金币。】

    妈的，这老狐狸，明明是上等货，硬要说成次品，想压价。林远前世当工程师的时候，跟甲方打了十几年交道，这种套路见得太多了——先挑毛病，再压价格，最后还要装作“我吃亏了”的样子。

    “法鲁克先生，”他不慌不忙地说，拿起那只杯子，在手里转了转，“这只杯子，是穆拉诺岛产的，1490年的货。穆拉诺岛的玻璃匠人，全世界最好的。这只杯子，放在威尼斯的市场上，卖十个金币。我运到马六甲，运费、损耗、风险，加在一起，卖八个金币，已经是良心价了。”

    法鲁克的眉毛动了动，手指在膝盖上敲了敲。他的表情还是那副挑剔的样子，但眼神里闪过一丝意外——大概没想到这个西洋人对行情这么了解。

    “八个太贵，”他摇头，“六个。”

    “七个半。”林远说。

    “六个半。”

    “七个。不能再少了。”

    法鲁克盯着他看了几秒钟，然后笑了，笑得胡子翘得更高了，香料的味道更浓了，熏得林远鼻子发痒。他伸出手来，跟林远握了握:“成交。七个金币一只。我要二十只。”

    “只有十五只了。”林远说。

    “十五只？”法鲁克的眉毛皱起来了，“太少了。”

    “好东西永远少。”林远笑了笑，“下次来，多带些。”

    法鲁克想了想，点了点头，示意身后的伙计付钱。两个伙计打开那只大箱子，从里面搬出一袋袋金币——沉甸甸的，每一袋都封着蜡，上面盖着波斯文印章。迭戈接过钱袋，手都在抖——不是怕，是激动。他在账本上记下“十五只玻璃杯，一百零五个金币”，字迹歪歪扭扭的，比蚯蚓爬的还难看，但数字是对的。

    法鲁克走后不到一刻钟，又来了一个印度商人。那人矮胖矮胖的，圆脸，小眼睛，穿着一件金黄色的丝绸长袍，袍子上绣满了花纹，花花绿绿的，像一棵圣诞树。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