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天后——不，准确地说，是五天零一个上午，船队终于抵达了爪哇岛的泗水港。

    林远站在船头，看着眼前的景象，脑子里只剩下一个词：挤。不是一般的挤，是那种连插根针都找不到缝的挤。码头上密密麻麻地塞满了船——中国的福船像一座座浮在水面上的宫殿，宽大的船身把半个港湾都遮住了；阿拉伯的三角帆船瘦长瘦长的，像一群踮着脚尖走路的芭蕾舞演员，在船只缝隙里灵活地穿来穿去；印度的平底船胖墩墩的，甲板上堆满了麻袋，像一群驮着重物的骆驼，慢悠悠地挪动；还有爪哇本地的独木舟，又窄又小，像一群在水面上滑行的水蛇，在巨轮之间钻来钻去，灵活得让人眼花缭乱。

    “哥……”迭戈的声音有点发飘，“这比马六甲还挤……”

    “嗯。”林远也看呆了。

    码头上的人更多。不是走，是挤——像一锅煮沸了的饺子，人挨着人，肩膀蹭着肩膀，脑袋挤着脑袋。穿白袍的阿拉伯人、裹头巾的印度人、光膀子的爪哇人、穿短褂的中国人、穿裙子的马来人，还有几个穿黑色长袍的，头上戴着尖顶帽，林远认不出来是哪儿的人。所有的人都在喊，都在叫，都在比划——买货的、卖货的、卸货的、装货的、拉客的、吵架的、聊天的——声音混在一起，像一锅被煮开的粥，咕嘟咕嘟地冒着泡，每一个泡炸开都是一句听不懂的话。

    空气中飘着一种林远从未闻过的味道。不是单一的味道，是几百种味道搅在一起的复合味——胡椒的辛辣像一根针扎进鼻子，丁香的浓烈像一记闷拳打在脸上，豆蔻的清香像一只温柔的手在挠你的鼻孔，肉桂的甜腻像一勺蜂蜜抹在舌尖上。还有烤鱼的焦香、咖喱的浓郁、水果的甜腻、汗水的酸臭、海水的咸腥、木头的清香——所有的味道搅在一起，拧成一股绳，钻进鼻子里，在脑子里炸开一朵烟花。

    “妈的，”林远深吸一口气，呛得咳嗽了两声，“这味道，够劲。”

    平松叼着烟斗，难得地把烟斗从嘴里拿下来了——不是不想抽，是点了好几次都点不着，风太大了。他把烟斗揣进怀里，眯着眼睛看着码头上的人山人海，闷声闷气地说：“哥伦布，这地方，比马六甲还热闹。”

    “是啊。”林远点头，“所以咱们的货，在这儿能卖出更好的价。”

    船队好不容易挤进了一个泊位。说是泊位，其实就是两艘中国福船之间的一个缝隙，窄得只能让圣玛利亚号勉强挤进去，平塔号和尼尼亚号只能停在外侧，用小艇来回摆渡。迭戈站在船舷边，看着左右两艘比他大两倍的福船，脸色有点发白，像一只被两只大象夹在中间的老鼠。

    “哥，咱们会不会被挤扁？”

    “不会。船是木头做的，不是纸糊的。”

    “可是它们好大……”

    “大有什么用？”林远拍了拍船舷，“咱们的船小，灵活。它们进不去的地方，咱们能进去。它们靠不了的码头，咱们能靠。”

    迭戈想了想，觉得有道理，脸色好了一些。毛球蹲在他肩膀上，看了看左边的大福船，又看了看右边的大福船，吱了一声，好像在说“还是咱们的船好”。

    码头上，一个穿着灰色短褂的中年人正在等着他们。那人四十来岁，圆脸，小眼睛，留着两撇小胡子，胡子尖往上翘，像两把倒挂的镰刀。他的皮肤晒得黝黑，但不像渔民那种黑，是那种经常在外面跑生意的人特有的黑——黑里透红，像一块被烤熟了的红薯。他身后跟着两个年轻人，都穿着青色短褂，手里拿着账本和算盘，一看就是账房先生。

    王福先跳下船，跟那个中年人用闽南话聊了几句。那人的眼睛亮了，脸上的笑容像一朵被太阳晒开的菊花，皱纹挤在一起，眼睛眯成了两条缝。他快步走到林远面前，双手抱拳，鞠了个躬，动作很利索，带着一股子生意人的客气和热情。

    “林船长！久仰久仰！我姓林，叫林福来，福建泉州人，跟林阿凤大姐是同宗。陈会长托人带信给我，说您要来，我在这等了好几天了！”他的声音很大，嗓门亮得像一面铜锣，在码头上嗡嗡地响，引得旁边的人纷纷侧目。

    林远抱拳回礼——现在这个动作他已经做得很熟练了，手抬得不高不低，腰弯得不深不浅，恰到好处。“林老板好，麻烦您了。”

    “不麻烦不麻烦！”林福来一摆手，转身对身后那两个年轻人喊，“还愣着干什么？去叫人，搬货！林船长的货，先卸，优先！”

    两个年轻人应了一声，跑开了。不一会儿，来了二十几个脚夫，光着膀子，肩膀上搭着一条毛巾，扁担在肩上晃来晃去。他们排成一排，像一群蚂蚁一样，把船上的箱子一箱一箱地扛下来，动作麻利，配合默契，不到半个时辰，十箱丝绸、五箱瓷器、三箱茶叶就整整齐齐地码在了码头上。

    林福来亲自检查了每一箱货，打开箱子，摸摸丝绸，看看瓷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