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队回到马六甲的那天，是个大晴天。

    太阳白晃晃地挂在头顶，晒得甲板发烫，连空气都是热烘烘的，吸一口像在喝热汤。但林远觉得这天气好极了——比风暴里的阴云好，比爪哇的闷热好，比海上的任何天气都好。因为这里，是马六甲。

    码头上的人还是那么多，船还是那么挤，味道还是那么杂。但林远看着这一切，心里涌上一股说不清的亲切感。那些吵吵嚷嚷的脚夫，那些扯着嗓子叫卖的商贩，那些挤来挤去的船只，甚至那些在码头上跑来跑去的野狗——都让他觉得踏实，觉得安稳，觉得活着真好。

    三艘船伤痕累累地驶进港口。圣玛利亚号的主桅杆上缠着十几道缆绳，像一条打了石膏的腿；平塔号的前桅杆断了半截，帆布补了好几块补丁，五颜六色的，像一件乞丐服；尼尼亚号的船舷上钉着几块新木板，木头的颜色比周围的旧板浅好几个色号，像一块块贴在脸上的创可贴。

    但它们在走。在海上，能走就是胜利。

    码头上有人认出了林远的船，开始指指点点。一个脚夫放下肩上的麻袋，伸长脖子看；一个卖烤饼的商贩忘了翻饼，饼烤糊了，冒出一股焦味；几个孩子从人群中钻出来，跑到栈桥边上，踮着脚尖往船上看。

    “是林船长的船！”有人喊了一声，用的是中文。

    “回来了！回来了！”另一个声音跟着喊。

    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在码头上传开了。不到一刻钟，码头上就挤满了人——有来看热闹的，有来打听行情的，有来等着卸货的，还有几个穿着白袍的商人，手里拿着账本，眼睛亮晶晶的，像一群等着抢食的鸽子。

    林远站在船头，看着码头上的人山人海，嘴角勾起一抹笑。妈的，这阵仗，比他前世在公司年会上领奖还大。

    “哥，”迭戈站在他旁边，手里抱着账本，眼睛瞪得溜圆，“好多人……”

    “嗯。”

    “他们是来接咱们的？”

    “大概是来看咱们死了没有的。”

    迭戈的脸白了一下，但很快就恢复了。经历了风暴和海盗，他已经不是那个动不动就腿软的迭戈了——虽然还是会腿软，但软得没那么快了。

    船靠岸，跳板搭好。林远第一个跳下船，脚踩在码头的石板上，发出咚的一声闷响。石板被太阳晒得发烫，隔着鞋底都能感觉到那股热气。他深吸一口气，空气里有香料的味道、烤饼的味道、海水的味道，还有一股淡淡的、熟悉的、让他鼻子发酸的味道——是马六甲的味道，是家的味道。

    人群自动让开一条路。路的尽头，站着一个人。

    陈近南。

    他今天穿了一件深褐色的长袍，没有绣花，没有镶边，素得像一个普通的教书先生。腰间挂着那块羊脂玉佩，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用一根银簪子别着。他的表情很平静，但眼神不平静——那双深褐色的眼睛里，有一种林远从未见过的东西。不是审视，不是打量，不是算计，而是一种……怎么说呢……一种如释重负的、发自内心的、毫不掩饰的认可。

    像一个等了很久的人，终于等到了他要等的东西。

    林远快步走过去，走到陈近南面前，双手抱拳，行了个礼。这次他做得很好——手抬得不高不低，腰弯得不深不浅，恰到好处。

    “陈会长，”他说，声音有点哑，嗓子还没从风暴里的嘶吼中完全恢复过来，“幸不辱命。”

    陈近南看着他，看了三秒钟。然后他伸出手来，不是抱拳，不是握手，而是拍了拍林远的肩膀——手掌很重，像一块砖头拍在肩膀上，但林远没有躲，站得直直的。

    “好小子。”陈近南说，声音很平静，但林远听出了一丝颤抖，像一根绷紧的琴弦被轻轻拨了一下，“货呢？”

    “都在。”林远转头喊，“迭戈！把货单拿来！”

    迭戈从船上跑下来，手里举着账本，跑得气喘吁吁，毛球蹲在他肩膀上，也跑得气喘吁吁——虽然它根本没跑，但表情很努力。迭戈把账本递给林远，林远翻到最后一页，递给陈近南。

    陈近南接过账本，从上到下看了一遍。丝绸十箱，瓷器五箱，茶叶三箱——每一个数字后面都打着勾，表示完好无损。他的目光在那些打勾的数字上停了几秒钟，然后合上账本，抬起头来。

    “一件没少？”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难以置信。

    “一件没少。”林远说，“路上遇到了风暴，遇到了海盗，但货——一件没少。”

    陈近南沉默了。他看了看林远那张晒得黝黑的脸，看了看他左臂上缠着的、已经看不出原来颜色的布条，看了看他身后那三艘伤痕累累的船，看了看码头上那些正在卸货的水手——他们有的瘸着腿，有的吊着胳膊，有的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