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完手续的第二天清晨，珠江上起了薄雾。

    不是那种浓得化不开的、伸手不见五指的大雾，而是那种淡淡的、像纱一样轻轻覆在水面上的薄雾——江水的颜色从浑黄变成了灰绿，两岸的青山的轮廓在雾中若隐若现，像一幅没干透的水墨画，稍一用力就会把颜色蹭花。

    林远站在船头，手里拿着胡大海昨天送来的一面小旗——蓝色的底，上面写着“奉旨进港”四个字，字迹工整，盖着市舶司的朱红大印。旗子不大，只有两个巴掌大小，但挂在桅杆上，迎风一展，红印蓝底，在晨光中格外醒目。

    “哥，”迭戈从后面走过来，揉着眼睛，头发乱得像鸡窝，嘴角还挂着一道口水印子，“那个胖子不是说派船来接咱们吗？船呢？”

    林远指了指前方。雾气中，一艘小船正从江面上驶来，船头站着一个穿青色短褂的兵丁，手里举着一面同样写着“奉旨进港”的旗子，朝他们挥手。

    “来了。”

    小船靠近，兵丁跳上圣玛利亚号，抱拳行礼：“林船长，胡大人派小的来带路。请跟紧了，珠江口岔道多，走错了麻烦。”

    林远抱拳回礼：“辛苦兄弟了。”

    兵丁点了点头，跳回小船，掉头往北驶去。林远下令起锚，三艘船排成一列，跟着那艘小船，缓缓驶入珠江。

    珠江比林远想象的宽得多。不是那种小河沟似的、一跨就能过去的宽，而是那种一眼望不到对岸的、像大海一样辽阔的宽——江面至少有几百米宽，水流不急，但很深，水的颜色从岸边的浑黄到江心的深绿，一层一层的，像一块巨大的调色板。

    两岸的风光像一幅徐徐展开的画卷。左边是连绵的青山，山上长满了荔枝树和龙眼树，果实累累，压弯了枝头，在晨光中泛着青红相间的光。山脚下是一片片的稻田，稻子已经抽穗了，黄澄澄的，像铺了一地的金子。稻田之间散落着村庄，白墙黑瓦，炊烟袅袅，鸡犬之声隐约可闻。

    右边是成片的鱼塘和桑基，方方正正的，像一面面镜子镶嵌在大地上。鱼塘边上种着桑树，桑树的叶子绿得发亮，在晨风中沙沙作响，像在低声说着什么。几个农民在塘边忙碌，有的在撒网，有的在割桑叶，有的挑着水桶，来来往往的，像一群忙碌的蚂蚁。

    陈婉儿站在林远旁边，看着两岸的风光，眼睛亮得像两颗星星。她从小在马六甲长大，虽然也是海边，但马六甲的风光是热带的、浓烈的、色彩饱和得像油画；而珠江两岸的风光是温带的、淡雅的、像工笔画，每一笔都恰到好处。

    “林大哥，”她拉着林远的袖子，“那些树上面结的是什么？红红的，一串一串的。”

    “荔枝。”林远说，“很好吃的水果，皮薄肉厚，甜得像蜜。”

    “你吃过？”

    “吃过。在西班牙吃过干的，新鲜的没吃过。”林远咽了口唾沫，“等到了广州，买几斤尝尝。”

    迭戈在后面听到了，凑过来问：“哥，什么是荔枝？”

    “一种水果，红色的壳，白色的肉，里面有个核。”

    “好吃吗？”

    “好吃。”

    迭戈咽了口唾沫，声音大得像打雷。毛球蹲在他肩膀上，也跟着咽了口唾沫，吱吱叫了两声，好像在说“我也想吃”。

    船队继续向北航行。江面上的船越来越多——不是虎门那种零零散散的、像撒了一把芝麻一样的多，而是那种密密麻麻的、像赶集一样聚集在一起的多。漕船、商船、渔船、渡船，大大小小，高高低低，有的挂着帆，有的摇着橹，有的靠人拉纤，船上的船夫们喊着号子，声音此起彼伏，像一首杂乱但有节奏的交响乐。

    最让林远惊讶的是那些水上人家——不是住在岸上的房子里，而是住在船上的。船不大，有的甚至只有两三米长，但上面有棚，有灶，有床，有桌椅，一家老小挤在里面，吃喝拉撒全在船上。船头挂着晾晒的衣服，红的绿的蓝的白的，在风中飘动，像一面面小小的旗帜。船尾养着鸡鸭，叽叽喳喳的，热闹得很。孩子们在船与船之间跳来跳去，像一群在荷叶上蹦跳的青蛙。

    陈婉儿看得目瞪口呆：“他们……他们就住在船上？”

    “嗯。”林远说，“水上人家，一辈子在船上过。生在水上，长在水上，死在水上。”

    “那他们不晕船吗？”

    林远笑了：“他们从娘胎里就开始晃了，早就习惯了。”

    迭戈在旁边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然后对毛球说：“毛球，你看人家，也是住在船上的，人家就不晕船。你天天吐，丢不丢人？”

    毛球吱吱叫了两声，好像在说“关我什么事”，然后从迭戈肩膀上跳下来，跑到船舷边，看着那些水上人家的鸡鸭，眼睛直勾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