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州住下的第二天，林远就带着陈婉儿和迭戈进城了。

    不是坐轿子，不是骑驴，是走路。怀远驿离城门不远，穿过石桥，走过护城河，就到了归德门。城门洞开，像一张张大的嘴巴，把南来北往的人吞进去又吐出来。林远站在城门口，抬头看着那块石匾上刻着的“归德门”三个大字，笔画粗壮，墨色深沉，像是有人用刀一笔一笔刻上去的。

    “归德门。”陈婉儿念出声来，声音轻轻的，“归德，归顺德政。这名字起得好。”

    林远笑了：“你倒是懂。”

    “我爹教我的。”陈婉儿得意地扬了扬下巴，“他说明朝每个城门的名字都有讲究，不能乱叫。”

    迭戈抱着毛球跟在后面，一人一猴都仰着头看那块石匾，脖子仰得酸了才低下来。迭戈揉了揉脖子，嘟囔了一句：“一个门还起这么讲究的名字，我们西班牙的城门就叫‘北门’‘南门’，简单省事。”

    “所以你们西班牙人不会起名字。”林远说。

    “我们怎么不会了？”迭戈不服气，“马德里、巴塞罗那、塞维利亚，哪个不好听？”

    “好听有什么用？”林远一边走一边说，“你问问广州人，谁知道马德里在哪儿？”

    迭戈被噎住了，张了张嘴，想反驳又找不到词，最后抱着毛球闷闷地跟在后面。毛球回头看了他一眼，吱吱叫了两声，好像在安慰他，又好像在笑话他。

    穿过城门，踏上广州城的石板路，林远觉得自己像是走进了一个巨大的蜂巢。

    不是夸张，是真的像蜂巢——街道两旁的店铺一家挨着一家，密得像蜂巢里的六边形格子，每一家都在嗡嗡地响着，有人在吆喝，有人在讨价还价，有人在吵架，有人在笑，声音混在一起，嗡嗡嗡的，像几千只蜜蜂同时扇动翅膀。

    街道不宽，两辆马车并排走都勉强，但人很多，多到走路都得侧着身子。林远走在前面，陈婉儿拉着他的胳膊跟在后面，迭戈抱着毛球跟在最后面，三个人像一条绳子上的蚂蚱，一前一后地往前挤。

    “哥！”迭戈在后面喊，“慢点！毛球的尾巴被人踩了！”

    林远回头一看，毛球正龇牙咧嘴地朝后面一个人挥爪子，那个人穿着灰色短褂，肩上扛着扁担，扁担两头挂着两筐菜，正低头看路，根本没注意到自己踩了一只猴子的尾巴。迭戈赶紧把毛球抱高一点，毛球趴在他肩膀上，尾巴卷起来，不敢再垂下去了。

    “说了多少次，别把尾巴垂下来。”迭戈教训它。

    毛球吱吱叫了两声，好像在说“知道了知道了”，但眼睛还是警惕地盯着后面的人，生怕再被踩。

    街道两旁的店铺，林远看花了眼。绸缎庄门口挂着五颜六色的绸缎，红的像火，绿的像水，蓝的像天，紫的像葡萄，在阳光下闪着光，像一面面飘扬的旗帜。瓷器店门口摆着大大小小的花瓶和碗碟，青花的、五彩的、白釉的、红釉的，整整齐齐地码在架子上，像一排排等待检阅的士兵。茶叶铺门口放着一口大锅，锅里炒着新茶，热气腾腾的，茶香飘出去老远，闻着就让人喉咙发干。

    药材行门口摆着各种瓶瓶罐罐，有的装着药丸，有的装着药粉，有的泡着药酒，瓶瓶罐罐上贴着红纸，写着药名，字迹工工整整。当铺门口挂着一个大大的“当”字，黑底白字，醒目得很，门口站着一个穿长袍的朝奉，双手拢在袖子里，眯着眼睛打量每一个路过的人，像一只在等老鼠的猫。

    最热闹的是吃的。

    林远的鼻子先于眼睛发现了这一点。一股混合的香味从街道深处飘过来——有烤的，有炸的，有蒸的，有煮的，有煎的，有炖的，各种味道交织在一起，像一张无形的网，把人的鼻子牢牢地网住。迭戈的鼻子比他更灵，吸了一口气，眼睛立刻亮了，像两只被点亮的灯泡。

    “哥！好香！”

    “废话。”林远说，“前面就是美食街。”

    美食街不是一条街，是一段路，大概两百米长，两边全是小吃摊。不是那种零零散散的、隔几步才有一个的摊，而是那种密密麻麻的、一个挨着一个的、像一串糖葫芦一样串在一起的摊——卖肠粉的，卖烧鹅的，卖叉烧的，卖云吞面的，卖虾饺的，卖凤爪的，卖艇仔粥的，卖牛杂的，卖萝卜牛的，卖糖水的，卖凉茶的，卖豆腐花的，卖粽子的，卖年糕的，卖芝麻糊的，卖花生糖的……林远数不过来，眼睛不够用，鼻子也不够用。

    每个摊位前都围着一圈人，有的站着吃，有的蹲着吃，有的边走边吃，有的坐在摊子后面的小凳子上吃。吃相各异——有的斯文，用筷子夹起来小口小口地咬；有的豪放，直接用手抓，塞得满嘴都是；有的精细，先把食物端详一番，再慢慢品尝；有的急躁，烫得龇牙咧嘴还拼命往嘴里塞。

    空气中弥漫着蒸汽，白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