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下午，林远正在院子里教陈婉儿西班牙语，不是正儿八经地教，是那种有一搭没一搭的、教着教着就跑题的、像两个小孩在玩过家家一样的教。陈婉儿坐在石凳上，手里拿着一根小树枝，在地上写写画画，嘴里念念有词——“欧拉”是“你好”，“格拉西亚斯”是“谢谢”，“阿迪奥斯”是“再见”，念得磕磕巴巴的，洋腔洋调，像一只在学舌的鹦鹉。林远靠在桂花树上，手里端着一碗绿豆汤，一边喝一边纠正她的发音，纠正着纠正着就笑场了，因为她把“梅古斯塔”念成了“梅古斯塔”——重音错了，听起来像在说“我喜欢一只猫”。

    “不是‘梅古斯塔’，是‘梅古斯塔’。”林远忍着笑，“‘古’轻一点，‘斯’重一点。”

    陈婉儿皱着眉，又念了一遍，还是不对，这次念成了“梅古斯达”，听起来像在叫一个人的名字。她气得把树枝一扔，端起自己的绿豆汤喝了一大口，嘟囔了一句：“你们西洋人的舌头是不是长得不一样？”

    小红蹲在花圃边上拔草，听到这句话，扑哧一声笑了出来，笑得很克制，肩膀一抖一抖的，但没发出声音，怕被陈婉儿听到。毛球蹲在桂花树上，手里拿着一颗花生，正用牙磕壳，壳掉下来砸在小红的头上，小红抬头瞪了它一眼，它假装没看见，继续磕。

    迭戈从门口跑进来，跑得很急，脚步乱得像有人在后面追他。他的脸涨得通红，额头上全是汗，嘴巴张着，像一条被钓上岸的鱼，喘了好几下才说出话来：“哥！那个……那个刀疤脸又来了！”

    “哪个刀疤脸？”林远放下绿豆汤。

    “还有哪个？就是那个脸上有蜈蚣的！广东水师的！郑千户！”迭戈说着，回头看了一眼门口，声音压得很低，好像在说一个不能说名字的人，“他已经进来了，我没拦住。他走得好快，像……像一阵风！”

    林远心里咯噔了一下。郑方？他来干什么？上次在虎门打过交道，收了银子，态度还行。后来进了广州就没再见过，怎么突然找上门来了？而且——迭戈说“已经进来了”，这人是直接闯进来的？

    还没等他站起来，院门口已经传来一阵脚步声，不是一个人，是三四个人。脚步声很重，踩在青石板路上咚咚响，像有人在用锤子敲地面。林远转过头，看到一个高瘦黝黑的身影大步流星地穿过月亮门，走进了院子。

    郑方今天没穿官袍，穿了一件灰色的短打，袖子卷到手肘，露出一截精瘦但结实的小臂，手臂上青筋暴起，像几条趴在皮肤下面的蚯蚓。腰间系着一条黑色的腰带，腰带上面挂着一把短刀，刀鞘是黑色的，磨损得很厉害，边角都发白了，显然用了很多年。脚踩一双黑布鞋，鞋面上沾着泥，走起路来带起一小片尘土。

    他的脸还是那张脸——颧骨突出，下巴尖尖，左脸颊上那道刀疤从眉梢划到嘴角，像一条趴在脸上的蜈蚣。但今天的表情比在虎门的时候松弛了一些，不是“审犯人”的那种板着脸，而是一种“我来串门”的随意，虽然随意里还带着一丝“我是当官的”的架子。

    “林远！”他一进门就喊，声音大得像打雷，震得桂花树上的毛球手一抖，花生掉了，骨碌碌滚到地上。毛球低头看着滚远的花生，吱吱叫了两声，好像在说“你赔”。郑方抬头看了毛球一眼，嘴角抽了一下，没理它，目光在院子里扫了一圈——扫过石桌、石凳、桂花树、花圃，最后落在陈婉儿身上，停了一秒，然后移开了。

    “郑千户。”林远站起来，抱拳行礼，脸上带着笑，笑得很自然，但心里在飞速地盘算——他来干什么？找茬？收钱？还是有别的事？“什么风把您吹来了？”

    “什么风？东南风。”郑方大大咧咧地走到石桌边，也不等人让，一屁股坐在石凳上，屁股刚挨着凳子面，就伸手去端桌上的茶壶，给自己倒了一杯茶，端起来喝了一口，烫得嘶了一声，但没吐出来，咽下去了，然后抹了抹嘴，“你这茶不错，比我们水师营的好喝。”

    迭戈站在林远身后，小声嘀咕：“那壶是我嫂子刚泡的龙井……”郑方听到了，斜了他一眼，迭戈赶紧闭嘴，缩到林远身后，只露出半个脑袋。

    林远在郑方对面坐下，陈婉儿起身去厨房，说要再泡一壶茶。小红也跟着站起来，端着空碟子走了。毛球从树上跳下来，蹲在石桌上，歪着脑袋看郑方，尾巴一甩一甩的。郑方也看着毛球，两个人——一个人一只猴——对视了两秒钟，郑方伸出手指戳了戳毛球的脑袋，毛球没躲，吱吱叫了两声，好像在说“你干嘛”。郑方嘴角又抽了一下，这次幅度大了一些，不知道是想笑还是在忍笑。

    “你这洋鬼子，日子过得不错啊。”郑方环顾四周，目光从院墙上的青苔移到桂花树的树冠上，从花圃里的玫瑰苗移到廊下晾着的衣服上，啧啧了两声，“三进的宅子，带花园，带鱼池，还养只猴。比我们水师千户住得都好。”

    林远笑了笑：“郑千户说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