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是干的，一碰就掉渣，掉在白色的桌布上，洇出几个淡黄色的印子。

    刘大夏拿起一根玉米棒子，翻来覆去地看了看。他剥开苞叶，露出里面金黄色的玉米粒，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像一排排牙齿，在午后的阳光下闪着光。他用指甲掐了一粒下来，放在手心里看了看，圆滚滚的，像一颗小小的金珠子；又放在鼻子下面闻了闻，有一股淡淡的甜香，不是那种浓烈的甜，是那种清新的、像雨后青草一样的甜。然后他把那粒玉米放进嘴里，慢慢嚼了嚼，眉头微微动了一下——不是惊讶，是那种“嗯，确实能吃”的确认。

    “这东西，亩产多少？”他嚼完了，咽下去，问。

    林远从怀里掏出一个小本子，翻开，双手递过去。本子是他让王福帮忙整理的，封面用牛皮纸包着，边角磨得发毛，但里面的内容清清楚楚——玉米从播种到收获的全过程，每一天都有记录：播种日期、发芽日期、生长天数、株高变化、每株结几个棒子、每个棒子多少粒、总产量、亩产量，还有对比数据——同一块地种小麦的产量是多少，种玉米的产量是多少，差距一目了然。

    刘大夏接过本子，一页一页地翻。他看得很慢，有时候停下来，用手指在某个数字上点一点，嘴唇微微动着，像是在默算。翻到“亩产五百三十斤”那一页的时候，他的手指停了一下，在“五百三十”这几个数字上点了两下，然后继续翻。翻到对比数据那一页，他的眉头皱了一下，又松开，皱了一下，又松开，像有人在拉手风琴。

    翻完之后，他把本子合上，放在桌上，没还给林远。他拿起一个红薯，掰开，露出里面金黄色的瓤，瓤上有白色的汁液渗出来，黏黏的，沾在他手指上。他掰了一块放进嘴里，嚼了嚼，咽下去。这次他嚼的时间比玉米长，眉头也没有动，但眼神变了——刚才看玉米的时候，眼神是“这东西能吃”，现在看红薯的时候，眼神是“这东西能当粮食”。

    “亩产多少？”他问，声音比刚才低了一些。

    “第一批六百多斤。”林远说，“土还没养熟，下批会更多。红薯不挑地，沙土地、黄土地、红土地，都能长。山坡旱地种水稻不行，种红薯正好。”

    刘大夏沉默了。他把红薯放下，手指在桌上轻轻敲着，嗒、嗒、嗒，节奏很慢，像一座老钟在走。他敲了十几下，停下来，看着林远，眼神变了——不是审视，不是打量，而是一种“后生可畏”的感慨，但很快又收回去了，恢复成了那种平静如水的表情。

    “你说这东西不挑地，山坡旱地都能种。你亲眼见过？”他的语气不是在质疑，是在确认。当了十几年的总督，他见过太多说大话的人，也见过太多被大话骗了的百姓。他不怕人吹牛，他怕人吹了牛不兑现。

    林远点头：“草民在广州城外西北角那片旱地看过。那片地有三四百亩，土质偏沙，水源不足，种水稻不行。但草民在非洲的圣赫勒拿岛种过玉米，那里的地比广州西北角还差，石头多，土薄，但玉米照样长，亩产四百多斤。红薯更皮实，种在沙地里，浇几遍水就能活。”

    刘大夏站起来，负着手走到窗前，背对着林远，看着窗外的院子。院子里有一棵老槐树，树冠如盖，遮出一大片阴凉，树下的石桌上放着一把紫砂壶和一只杯子，杯子里还有半杯残茶，茶水已经凉了，颜色发褐。树下有几个书吏在整理文书，低声交谈，声音隐约传来，听不清在说什么，但语气很轻快，像是在聊中午吃什么。

    “林远，”刘大夏开口了，声音比刚才低了很多，像隔着一层厚厚的布在说话，“你从西班牙到广州，漂洋过海，九死一生。你图什么？”

    林远愣了一下。这个问题，沈万山问过他，胡大海问过他，郑方问过他，每个人都问过他。他的答案每次都不一样——对沈万山说的是“赚钱”，对胡大海说的是“糊口”，对郑方说的是“活着”。但对刘大夏，他知道不能这么说。这个老头在广东当了十几年总督，什么人都见过，什么话都听过，你骗不了他。

    他想了想，说：“总督大人，草民图的是心安。”

    刘大夏转过身，看着他。

    林远继续说：“草民在西班牙是个穷光蛋，上了船，出了海，一路走到广州。这一路上，草民见过太多饿肚子的人——非洲的、印度的、马六甲的，都有。草民不是圣人，救不了所有人，但草民手里有玉米，有红薯，这些东西能让人不饿死。草民把它们带到广州，种在院子里，收了一茬，证明它们能活、能长、能填饱肚子。草民把种子给胡大人，给沈老板，给总督大人，推广出去，种到更多的地方去。种一亩，救一村人；种一百亩，救一县人；种一万亩，救一府人。草民图的就是这个——心安。”

    刘大夏看着林远，看了很久。他的眼神变了——不是审视，不是打量，不是感慨，而是一种“你这年轻人我认了”的认可，但那种认可不是长辈对晚辈的喜欢，而是两个经历过